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1957年4月，毛去杭州疗养。杭州是位于上海西南的一个美丽的亚热带城市，公元13世纪曾是南宋的首都。为了继续他以后20年的政治生涯，毛在此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光，远离北京那些讨厌的报告、繁文缛节和阴谋。杭州在夏末时很闷热，气温高达华氏106°，在这样的高温下，即使空调也不能把温度降到华氏86°，但作为一个湖南人，毛对这种气候是很适应的。
在杭州，毛抱怨北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报纸（没有刊登有关决定的报道）阻碍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对地方干部讲话时，他承认他的观点只代表了少数人，他说，军队的宣传干部在报上公开批评“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代表党内90%的同志，所以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他很被动地强调指出：“我不是鼓励群众造成混乱，我不是开促乱的会议。”但他坚持认为，党在这一时期内要“放”，要接受批评。
在这种情绪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他说：“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文章指出：“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为“在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学得还很少……还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很欢迎，甚至保持敌对情绪”。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教育，必须进行改造。文章强调“要帮助几百万知识分子在当前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荣使命”。
毛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迫使中央委员会同意—显然是极其勉强的—开展一次新的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尽管这样，由此导致的骚乱仍超过了以前。刘少奇打算提出这一运动的目标，首先应该是主观主义，其次是官僚主义，再次是宗派主义。但是，毛坚持把官僚主义放在第一位，以此作为动员党外群众参加党内整风运动的根据。这种把自己暴露给党外人士的做法，肯定使毛的同志们耿耿于怀。
但在4月30日，毛发出了指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用同志间的谈心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这个运动从5月1日持续到6月7日，毛本来希望能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好进行几个月，但由于他的同事们的抵制，他最终只好作出了让步。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政治家和学生对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表示满意，他们倾诉出长期受压抑的怨言。
5月19日以后，北京大学的自由演讲活动突然变得过激起来，每天都出现数百张标语，不断攻击和侮辱党的干部。5月23日，一位年轻的女演讲者在北大“民主广场”发表演说，指出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今天已不再适用。
一名学生因每天撰写大字报而闻名全国，他的每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毒草”。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在伊佛索，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应该去死，市政应该交给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他批评《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
这个勇敢的年轻人要求年青的一代去表现自己，“除了那些‘三好学生’（或者说是蠢材、样板学生，或说是‘小小螺丝钉’或是‘毛泽东的孩子们’或随便你怎么讲，都是一样的），即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外，中国青年中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有智慧的和非凡的人物。”这条标语署名为“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8)
另外一个参加双百运动的人是前国民党的老将军，四年前他曾介入毛和哲学家梁漱溟的争吵。现在他指出毛的性格“暴躁、冲动、鲁莽”，这就“经常影响他的决策，引起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偏差”。
在这场运动中，毛充满感情地写了一首著名的词作，惟一一次公开地提到了他的个人生活，在这首名为《蝶恋花》的词中，毛回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生平和她牺牲的事迹。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
不久，那位在1927年毛离家出走之后一直在长沙陪伴杨开慧的女士(9) 到北京看望毛泽东。这是一位始终坚持正义的妇女，她的来访使毛重新唤起了对昔日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日子的深深回忆。当这位客人谈到杨开慧的勇气、忠诚和对他们的孩子—岸英的希望时，毛热泪盈眶，“开慧是个好人”，“岸英是个好孩子”，他们能说的只有这两句话。
到了5月15日，也就是在“鸣放”进行了两个星期之后，毛打算中止这场政治运动。他在给党内干部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先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又要求退回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毛指出：“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为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许多人这样做了，例如钢琴家傅聪受官方派遣到华沙学习，但却非官方地逃到英国，在那里与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结了婚。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香港来到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又过了10天，毛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运动。他告诉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年轻的非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期间，在北京大学传抄着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节译本，这是从《纽约时报》摘录的。
一位在政府担任部长的非党人士说：“尊敬的毛以为民主党派会很有礼貌地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这一估计是不足的，”他解释道，“他没有想到党可能会犯有那么多的错误。”各省的党的干部们拍来的电报被形容为“似雪片飞来”，他们一致要求停止运动。
到6月8日，毛投降了。他发出了党内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那些公开讲演批评政府的人现在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而受到打击，一些精明的非党人士从开始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武汉骚乱的学生领导人实际上已被处决。
现在，毛在政治局里的支持者已经失去半数，一两个动摇者受到攻击和责难。这种不十分拥护他的情况以前也曾有过。例如，在1955年，当时他坚持要提前进行农业集体化，但那时他的主张最终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遇到了麻烦。北京市长彭真曾对他的亲密僚属说：
“斯大林自己认为他永远绝对正确，结果他……被……谴责并被击得粉碎……
“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区别只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不同而已……我党的干部都是党的工具，问题在于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工具怎样才能运用得更好。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善罢甘休，北京大学贴出了又一张大字报，署名是“一部分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大字报说：
“善良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共产党修正错误的目的不是去掉三害，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或改正工作方法，而是获得更大的权力，以便更好地统治‘愚昧’的中国人民，这不是很清楚吗？虽然皇帝给他的党下令改变工作作风和方法，但各级官僚依然故我，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最近，皇帝发现了一些‘右翼分子’，他现在要用他们去威吓‘愚昧’的中国人民！”
7月1日，毛在《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对“百花齐放”运动中出现的把民主党派引入歧途的问题进行辩护。他说：整风“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显然有理由不想看到那些在5月初由他发动起来的一流右派受到他的党内同事的惩罚。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支持他。然而，刘少奇和彭真领导的党组织，仍计划严厉处理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最终的结果是，攻击毛允许散布批评言论的这些政治家们发动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个右派被证明说过合作化运动不好的话，“农民们正在诅咒毛主席”。还有一些人非难毛的性格粗暴，等等。毛被指责不理会党内自己的同志，而去支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阿谀者和机会主义者。
毛的防卫办法就是到全国各地去解释他对事情的看法，比如7月9日他在上海对干部们发表了一次谈话，其中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
这就是毛的所有关于人民的乐天派的观点。“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但是，每隔二年或三年“放火”一次是必要的。
“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要鸣放。‘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
毛丝毫没有放弃他的乐观派观点，如今他又把这种观点发挥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两天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就人口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毛建议说，如果建立更多的小钢铁厂，钢的产量将迅速提高。他要求宣传“多、快、好、省”的口号，这个口号在1956年下半年被“一阵风”刮下来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毛还谈到了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在1957年10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他提到了“除四害”问题，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他说：
“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毛泽东最后自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