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的共产主义形势恰如跳跷跷板似的起伏不定的时候，国际共主义的地位却在明显地提高。1957年8月，苏联人成功地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0月，又把他们的斯潘尼克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他们还同意向毛提供国防方面的核技术知识，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及其制造技术。
毛衣袋里装着这个条约，于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建国40周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毛想在这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阐明他的两个意图。一个是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另一个是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技术优势（事实上，他对此估计过高）。
在莫斯科机场，毛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抛在一边，对苏联进行了慷慨的赞扬，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赫鲁晓夫惊异地发现，毛放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工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中国人将集中精力和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苏联人则留下来对付西欧和美国。
在莫斯科，当有人向他重提上述思想时，他答道：“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有苏联起领导作用……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惟一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应该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
在另一个场合，毛告诉赫鲁晓夫：“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赫鲁晓夫问。
“撤退。”
“撤到哪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毛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赫鲁晓夫答道：“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来打我们了。
在莫斯科，毛向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这是中国首脑第一次在欧洲列强之一的立法机构里讲话。在颂扬苏联自1917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的帮助的同时，毛还明确地指出，他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将跟着自己的救星前进：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百千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折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10天后，毛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留苏学生会议上露了面。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欢迎他。对此，毛的反应是：“请不要这么说，我对个人的未来只做了一个五年计划。”毛坐在主席台上点燃了一支烟并以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层领袖的姿态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后来他们报道说：
“毛主席指出……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10) 。现在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10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7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6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4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
第二天，11月18日，毛向莫斯科共产党会议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他用一种温和的、最为理智的方式解释了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
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呢？……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
后来，这次演说在国际社会里成了毛所作过的最为著名的演说之一。毛在这次演说当中还谈到了原子弹会派上用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三年前，在同第一任芬兰大使的会谈中，他已经暴露过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轻率的看法。当时他曾说：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没有这样轻率，但他的话却给人以极大的误解，引起了铁幕两边的警觉。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
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27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
这就是《人民日报》对毛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但赫鲁晓夫说，原讲话更富有色彩，他对毛当时的议论是这样转达的：“至于中国，如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毛的谈话在莫斯科受到愤怒的反驳。哥穆尔卡，这位一直得到毛支持的、在苏联控制较松的较自由的舞台中上升到掌权地位的波兰领导人发言，强烈反对毛的核战争分折。捷克领导人安托宁·诺沃提尼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实际上，毛只是力图以他对中国听众惯用的方法来给其国际听众打气。这种方法就是，指出事情最环的可能性（以此减轻恐惧），并同时断言，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但是，仍要断言，如果它的确发生了，那么，生活仍将继续下去，一切都不会丢掉。东欧对毛的讲话的态度比毛自己料想的更为严肃。毛也因此得到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公正的国际声誉。由于毛气势汹汹的好斗性，故其从未完全摆脱掉这个名声。
一回到北京，毛便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准备旗帜鲜明地批判苏联，因为那里的领导人犯了错误。
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内，对准了那些对其不同寻常的加速事物发展的方式加以抵制的人们。他指责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毛嘲弄了那种典型的议事程序，“开会前10分种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也是红家。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毛对下述情况表示同情，即官员们愿意装出对事情充满自信的样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美十全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大概像《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得打扮一番。”毛需要行政机关以一种更公开和坦率的方式行事，“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
他制定政策的方式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
毛的这个讲话的非正式版本的确充分地表明，他的观点与前些时候的讲话或声明相比发生了变化。
毛坚持他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提出的不同观点：
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么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
他对于他的政治同僚们对待他的方式抱怨道：
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1958年1月底，毛成功地使全党接受了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是后来以《工作方法六十条》而闻名的文件的一部分。它是几位参加拟定文件的领导人互相妥协的产物，但毛自己又对其中的每一段落作了审定和修改。
《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中心是，今后三年乃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当“彻底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生产中，要推广试验田；所有党委成员应该“一年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