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奋力将中国推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时候，毛丢开首都的日常事务，动身前往南方，以便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写作。“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约四分之一，每人的平均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一，工业生产降低了40%多。这主要应归结于从1959年开始影响中国的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但也有些是由于毛在“大跃进”中的政策造成的。
毛宁愿待在温度较高的杭州和上海，而不愿住在有风暴和冰雪的北京的寒冬里。这样，他还可以躲避为来访的大人物而安排的正式庆祝宴会。在杭州，他住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西岸的一座小山上的新建别墅里。在上海，则住在曾经是法国人俱乐部的一栋建筑中，并且拥有一个很好的游泳池。在这种半退半休的状态中，他会见的政治局成员越来越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他的前秘书陈伯达，他的妻子江青和他的老盟友康生。
在向南方退却的过程中，毛发出了一个得到报纸社论和党的官员讲话都恭敬响应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在工作会议上讨论过并准备通过官僚机构实施。但是，毛对官僚们的工作效率和诚意越来越不满意。
自延安时代以来，首先始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对毛的天才的过分称颂仍然继续着。《人民日报》在1958年曾把毛尊奉为活着的最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在华盛顿有位外交官就此问过安奈斯达斯·米高扬，犹疑片刻后，米高扬答道，“毛依然像过去那样，是优秀的理论家。”
《人民日报》说，1959年至1960年冬天，毛“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时间解决的问题”。收音机里说“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由于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赫鲁晓夫于1960年2月在华沙条约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毛是“一只穿破的旧筒靴，只能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供人瞻仰”。
然而，毛不愿自己被人们遗忘。在过了6个月隐居生活之后，1960年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5月份，又在中南地区各地会见来自第三世界的众多代表团。月底，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会见了英国将军威斯康特·蒙哥马利，并且对这位政治上的保守人物为何对他如此感兴趣露出明显的迷惑不解之情。
在进餐中，毛嘲讽地对蒙哥马利说：“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饭后，毛以钦佩的口气谈到了克伦威尔，蒙哥马利则热烈地评论了法国、美国和中国的革命。
毛惊奇地说：“你很开明。”
蒙哥马利想知道，当中国再次强大起来时，它的目标是什么。
毛答道：“噢！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主动说出了蒙哥马利认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即当将来毛无能为力之时，扩张的**很可能出现。但毛说，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蒙哥马利问，中国对西方来访者为什么要如此紧闭大门。“他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带有道德准则方面的随意性，而这会影响他力图使中国人达到的高标准，他又说，西方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会降低。”蒙哥马利没有回答，但后来承认那个评论是很难反驳的。
7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毛的攻击。据毛自己说，在那里他“围剿我们”。赫鲁晓夫指名道姓地诋毁毛，谴责他变成了另一个斯大林，“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顾其他任何利益，离开现代世界的现实杜撰理论。”毛已经变为“一个极端的‘左’倾主义者，一个极端的教条主义者，一个‘左’的修正主义者，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作了长篇发言，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印度边界问题辩护。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它纯属民族主义争端，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可言状的损害，完全没有考虑到诸如丧失掉走向共产主义的喀拉拉邦的具体问题……”
“总在增长着庞大的人口的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人口少于印度的苏联的支持？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印度像它应该的那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在这个边界冲突问题上会发生什么？……”
赫鲁晓夫抱怨说，由于中国人阻止安装“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无线电发报机，阻止苏联飞机作侦察飞行，因而损害了苏联的防御措施。说毛已经把“彭德怀送往一个劳动营”，原因是他在给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公社政策。
赫鲁晓夫于7月份从中国召回了所有苏联专家，并带走了珍贵的图纸和方案，致使中国的经济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后来，毛用略微夸张的口气说：“我们把整个1960年都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
事实上，1960年，毛花了部分时间批判性地阅读了苏联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评论说，由于完全把“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当做发展生产的一种工具，因而苏联人正面临着“个人主义泛滥的危险”。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成“决定性的动力”，导致了“极端错误的分配决定论的观点”，从而对马克思的正确见解进行修正，这是“理论上的错误”。“……好像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像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
这本苏联教科书并未解释清楚，“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眼的个人主义。”在此毛又沉溺于回忆创造理论的延安时期中了。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许多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
这本苏联教科书的另一个典型错误是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这会“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挣大钱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
由于教科书反复讲这个主题，最后，毛问道，苏联的事情为什么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现在走到了反面……”
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都会继续存在—苏联教科书却没有论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要经过很多阶段，也一定会有很多革命。”撇开这个话题，毛带着个人意见谈到了第二代，“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国际性的问题上，苏联教科书也存在错误。例如，它赞成劳动分工、专业化经济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互助的经济体系。毛强烈反对这种观点：
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
应当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自己尽可能的独立地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苏联教科书中再次提倡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和平竞赛，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应当强调，两个体系之间不是共存而是斗争。
最后，毛对苏联教科书中的许多论点进行了挑剔。说它错误地把工业化当成农业集体化的前提，错误地认为在落后国家革命更困难。毛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比较弱小。他论述说：“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在国家消亡问题上，苏联人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毛是有保留的，“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
9月，毛的“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给林彪提供了恭维和吹捧毛的一个机会。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关于纸老虎）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精辟分析和伟大预见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因为，当乌云遮住天空时，我们能够看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然而，当10月份埃德加·斯诺再次来中国见毛时，毛坦白地告诉他，中国人民还吃不饱肚子，并预计，中国要再花60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
斯诺请毛谈谈中国的长远建设规划。
“我不晓得。”毛坦诚地说。这使斯诺一惊。
“你太谨慎了。”斯诺坚持说。
毛答道：“这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关于经济的辩解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说：“假如在另外50年里，中国群众尚无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那又怎样呢？剥夺、节俭、斗争产生自信。沉迷于物质享受会使人堕落和精神空虚。那不是同其他国家一样了吗？”
毛表明了他要去波特马克河或密西西比河游泳，要寻求缓和以迈入70年代的雄心。
1961年初，毛向中央委员会承认他对中国遇到的挫折深感困惑，并再次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我们没有深刻理解国情”。中国未能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很快现代化。“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不懂的东西”。
至于和苏联的冲突，他说，马列主义是基干，它有枝丫和叶子，就像一棵树有许多枝丫和叶子一样。中国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充满自信。过去，公社“借助他人的劳动建房子”，跟通过“剥削得到”一样，“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一个月以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由邓小平准备的打了折扣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毛对于要求他在自己不同意的东西上盖章非常生气。据说，他提出质问，“这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然而，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毛没有受到打扰。他在此期间写的一首诗称自己“梦寥廓”：
九嶷山上白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