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下半年，毛一直在国内视察，为经济发展鼓劲，同时召开了一系列通常是充塞着他的支持者的高级政治会议，以取得党的必要的赞同。他夸奖已在全国吐芳的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的后继形式。
8月，他在山东视察期间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的初期样板，包括让男女分开，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让他们分住到集体宿舍里去，如此一来，公社领导人就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和公共事业建设。这的确非常便于领导，然而对于被领导者说来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同月，毛在天津大学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年底，他自豪地对中央委员会总结道：“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9月，毛视察完中南地区后回到北京，号召发动群众修建炼钢的土高炉—赫鲁晓夫称之为“炊事钢炉”，以努力提高生产并把技术推广到农村中去。中国准备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同时打算仅仅依靠苦干让谷物产量翻番。
毛就猪的问题谈了很多，并对生猪饲养提出了建议。“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可能的。
北京的报刊欣喜若狂。10月1日《人民日报》声称：“农业上……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浑成一色，照红了天空……古代有希腊神话，不过，那都是一些‘话’而已，只代表一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党的任何号召都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千百万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预言家。有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预见未来……党和毛主席的每一次预言都变成了现实。”
如今，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产生，他们观点激进，在反对那些较为谨慎的毛的同辈人的斗争中聚集在了毛的周围，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毛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张春桥便是其中一人。他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恢复延安时期的做法，通过免费供应物品来实现同酬和支付部分货币工资。毛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支持这个观点。
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在彻底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阐发了有关人民公社思想。他说：“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他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俄国人“是一条腿走路，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他们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红，只讲干部不讲群众”。但不管怎样，毛承认中国“商品生产仍然落后，甚至落在巴西和印度的后面”。
然而，到11月底，在武昌召开另一次高级会议的时候，毛的美梦不得不加以修改，他解释了原因，“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毛在接受这种不可能的目标与宣传方面的轻率这时暴露出来了。
11月30日，在同协作区负责人的谈话中，毛第一次显出不安的迹象，他说，我们“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7月1日再定”。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呼声，毛也首次表达了保留意见，“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妥当。”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毛同协作区的负责人大谈国际事务。他把杜勒斯和不列颠人作了比较。“英国人老奸巨滑，美国人比较急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的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
两星期后，毛又和另一组协作区负责人谈话，并且解释了他计划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原因：
辞职问题，“偶像”总要立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才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久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可少……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非常清楚，毛对宪法极不尊重。他说：“……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搞不成文宪法。
12月，中央委员会在对毛所犯错误的指责声中于武昌召开全会。会上，毛极力为他的政策进行辩解，以维护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绝对领导—在向台湾海峡的金门、马祖两海岛发起的战斗中，他曾冒险向美国人挑衅。毛还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问题明确地回答他的批评者。
两种老虎，毛都需要：它们既是真的又是纸的，是“一个由真的变成纸的过程的问题”。毛的真意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些人想不通，我们还得作些解释工作。”
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
最后，毛又转到“大跃进”问题上。他首先对河南出现的人民公社进行了评价：“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没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
接着，毛的讲话又谈到有必要避免“由于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承认，他一度赞成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目标。“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定那么高，留有余地……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
是经济自身使毛停了下来，因为它并没像毛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发展。另外，毛在武昌也受到周恩来的力阻。那些认为毛同时向俄国和美国人挑衅乃不明智之举的高级军人被周集合起来支持专家治国论者，反对毛在经济上的乌托邦思想。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仍充满信心，但武昌会议迫使毛放弃了他的共产主义政策和在六年内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毛后来抱怨说：“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毛想翻案的努力没有成功。根据武昌会议精神，较为激进的公社建立单一性别的“营房”的工作被停了下来，私人所有的房屋、花园和小的家庭牲畜得到保护，伴随第一支人民公社之花盛开而出现的**至此降下来了。
毛从领导第一线上退出的事宜也最后安排妥当。后来，毛急于澄清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
……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
在武昌会议上，毛力图减轻人们的下述担心，即毛退出领导第一线可能会引起领导层的变化或者分裂。他告诉中央委员会：“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可能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再去见马克思嘛。
毛在武昌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告诉与会的同志：
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
就拉倒。
1959年2月，在向党的书记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毛要求重新发扬“大跃进”精神。他坚持认为“大跃进”不应被放弃，认为在1958年最后两个月里空气有些“压缩”，当然“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于是，1959年又出现一个规模不大的跃进。
“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很快，他又同意“经济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
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毛作了最后的顽强斗争，以维护他在“大跃进”问题上能够维护的东西。他作报告，写征求意见书，并分送全国，企图保住士气。后来，他回忆说，1959年他拿出了3万或4万字的材料，但很清楚仅仅停留在“纸上的战斗”是无用的……
4月，在上海，毛努力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为他的“跃进”辩护。开始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计划得不太好，“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但是，毛拒不向他的批评者—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低头：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
毛还拒不承认1959年的经验是对“大跃进”的否定。他以物理学的理论来逃避这一现实：
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然而，历史显然已从他身边逝去。4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取代毛为共和国主席。作为后斯大林时代改进党的形象的途径而作出的这个安排几乎在三年前便已确定下来，而且对它所涉及的人员来说，也是适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变动在毛的救星之光明显暗淡下来，声望明显下降的时候，的确发生了效用。
党的宣传部门在重大场合把刘与毛的尺寸相等的照片肩并肩地排列在一起；现在把刘称为毛“培养的最亲密的同志”的说法也广为流传。
刘少奇的妻子告诉孩子们：“爸爸很忙，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不再管国家具体事务，把它们都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不要打扰他。
由于意识到是那些虚报产量的过分乐观和野心过大的地方干部拆了他的台，所以毛向省及其以下各级党的书记再次大声疾呼，恳请他们不要因为过分的**和骄傲而毁了“大跃进”。粮食指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天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