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4月，毛对“大跃进”又作出了新的数量上的限定，“每年增产10%是跃进，20%是大跃进，30%是特大跃进。这与产量翻番的前15个月的狂热日子大相径庭。
1959年6月，赫鲁晓夫违背了仅仅是在两年前作出的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诺言，从而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分裂的阴影。中国建造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工业的计划遭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飞往戴维营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恰好是在赫氏去美国前，彭德怀将军在莫斯科与他讲行了会谈。后来有人断言，彭再次向苏联领导表达了中国对毛的不满。大概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行动会促使毛的同事们抛弃他。
当事态看来正向着与他对立的方面逐步发展之际，毛决定选择这个时候去访问他的出生地—这是他负有盛誉的32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在过去的内战岁月里(11) 他曾于危难时刻回到家中恢复元气。至今这依然是他的本能。6月25日，毛抵达韶山。踏进家门后，他对着父母的遗像凝视良久，然后对随行人员说，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他们可能不会死。第二天早晨，毛去山上祭谒父母的坟茔并把采摘来的松枝—用在场的某个人的话讲—“以凝重而崇敬的方式放地坟墓上”。他低下头说道：“先辈们历尽磨难，而子孙们享了福。”
此情此景促发他写了一首诗，题名为《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17年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毛在这次回湖南访问中任命华国锋为省委书记(12) ，并在华的陪同下于长沙会见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家人，是很有意思的举动（令人震惊的是，华成为毛死后最终继承了他的党的主席职位的人）。
如果毛确实从回归故里的过程中得到安慰和补偿的话，那么，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实。7月1日，他乘机前往鄱阳湖西岸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他所经历过的一次斗争最尖锐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他怀着忧虑但达观的心情来到了庐山，正如他在抵庐之日所写的那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后来评论说，这首诗和《到韶山》那首诗都是答复政治局里反对他的“那些家伙的”。
庐山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广东的党魁、支持毛的陶铸在一篇印行于广东省的文章中辩护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永远正确”—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能够把握形势并在机会到来时作出决定。
国家新闻媒介仍在极力抬高毛的声誉。《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我们的革命就会失败。”
但是，有些人则想让强有力的毛下台。洛甫和彭德怀在会议期间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会上的压力很大，“参加者被迫只讲好事，不许进行批评。”他们认为，毛像斯大林晚年那样多疑而残酷。彭评论道，“任何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都是残酷而英明的。”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敢讲、热心，但言语粗暴的彭，乃是1949年后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简朴生活方式的少数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他常常与战士们在一起，而不像毛那样远离他们。对一些中国人来说，彭是除毛以外的另一种值得敬仰的英雄。现在他提交了一份抨击“大跃进”的议案，并宣读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以进一步证实他的批评意见。他宣称，在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中国成年人每天能得到2斤多米，1956年降至1斤半，1958年则降至1斤—已不足以养活一人，于是人民开始吃水藻、棉花叶和芥子叶。彭得到了老战友林伯渠的支持，也得到洛甫和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湖南人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彭特别指责了由于修建小鼓风炉带来的浪费。这种土高炉甚至在无煤可用的地区也建造起来，以致许多树木被砍伐用作燃料。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这次长会剩下来的时间内，毛与彭之间的斗争已变成如何制裁彭的问题的争议了。后来，毛指责彭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了我50天娘，我骂你20天娘不行？（这是指彭在1945年就内战时期的作战指挥问题所做的自我批评，那时他与毛有过“50天的斗争”。）这一骂，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
在庐山发生这些灾难性的变化期间，毛给正在北戴河海滨别墅里疗养的妻子江青写了几封信，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于是，江青给毛打电话说她要立刻飞来庐山陪伴他。毛不同意，说“斗争太尖锐了”。然而，江青没有按毛的意愿行事，她不但来了而且出现在会场上。后来她以一种与毛相同的口气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比她想象的更激烈。
毛在7月初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已经开始承认他的某些错误，他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毛还接受了对他的生产优先次序—第一是重工业，其次是轻工业，然后是农业—的批评，并说，我们有必要修改这种次序。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力图作技术上的辩解。“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须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的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在庐山“审判”中，毛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无非是讲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大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事实上，不管如何混乱，毛对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争议可能会扩展到中国老百姓中去而激动不已，“在其他地方怎么能找到这样一所……能让几亿人民和几百万干部受教育的学校？”毛几乎是明确地宣布了他将在7年以后付诸行动的反对其政府的惊人方针。
“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解放军确实会跟毛走）。
“……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
毛在一段感人的讲话中，承认了自己在经济计划方面的错误：
煤和铁不会自己走，需要车辆运输，我没有想到。我和……总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可以说我们忽视了。我不应道歉，因为我不是计划委员会的头；但我又应当道歉……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
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再回来争论。我不赞成认为不能反驳主席的思想……事实上，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反驳过我了，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
然而，他对报纸上的不满挖苦却忍受不了。“《嵖岈山章程》（第一个人民公社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最后，毛的辩护以低劣的虚张声势和粗鲁的抨击得出结论：“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我……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现在，斗争转到了彭的命运上。彭向中央委员做了自我批评，并把自己的错误一直追究到赣州战役，那时他未能攻占这个城镇。
彭承认，“和毛泽东同志用这么糟糕的方式争论是我的极大错误，结果在争论中带入了我个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偏见。”
彭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也反对过毛。他还承认，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未能听从最高指挥部的号令，只顾“显耀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
9月，彭给毛写了一封信，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请求原谅他的错误。“现在我深刻的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
于是，毛向党内发出一封信，欢迎彭的做法，并说，“尚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让我们“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彭要求去当农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而毛则让他走访中国的工厂，以便能看到人们冲天的热情，最后把他派往黑龙江去管理国营“中苏友谊”农场。
1959年9月11日，毛作了第二次重要的讲话，为他在“大跃进”中的瞎指挥辩护，以逃避公众的谴责。这次，他是对军事委员会讲的。像他在7个星期前庐山会议上的表演一样，讲话乃是怒气、自责和嘲讽交织在一起。
“假如没有足够的猪肉，足够的蔬菜，足够的肥皂，他们就抓住机会说，‘你把事情搞糟了！’说那是你的事不是他们的事。浙江缺雨伞，他们说成是‘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一小撮人很难进入共产主义，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