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谈到了残酷的革命逻辑：
准备革命到自己头上来……现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永远过不了关。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放不放？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是不行的。
几天后，毛召集了一次高级领导人会议，决定撤掉前些时候刘少奇派出去执行整风任务的工作队。现在，刘意识到他无疑是毛的敌对目标。刘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内心烦躁不安。他告诉女儿：“他们想让我做自我检查，是吗？如果他们让我去你们学校做自我检查，我会去的，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应当参加点劳动，帮助写墙报，擦地板。这样，同学们就不会指责你的行为像个官僚和贵族了。”
不管怎样，这个女儿是站在其造反同学一边的。这是由于毛的作用，而非她父亲的作用。当她提出父亲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时，她妈妈怒气冲冲地开口道：
“你父亲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有许多事情他不能告诉你。可你总是给他施加压力。”
刘对女儿说：“如果你感到这个家庭对你有害，你可以与它脱离关系；如果你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我可以给你钱。”
几天后，刘向女儿承认，他“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表示愿意重新改造自己”。
与此同时，毛正在鼓励红卫兵。8月1日，他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所送的大字报已经收到，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
最后，毛进行了讨价还价：“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8月上半月，毛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决定。一年后，毛告诉一些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苏联人宣称，全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91人中仅有56人，8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仅有33人，参加了会议，走廊里则充塞着年轻的红卫兵。
会议第一天，林便定下了奉迎的调子。他告诉同志们：“我最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他……有许多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一切按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四天，毛严厉地声讨了他的对手们：
我感到危险。他们指示学生革命，但当人们发动起来时，又想压制。所谓方向和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存在很多年了……
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应当允许群众请愿、示威和争论。另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从压迫学生的**这一行为来看，我就相信没有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天，毛精力充沛地踏入竞技场，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紧跟着坦白说，只是在读了毛主席的大字报之后，“我才开始认识自己这次所犯的错误……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8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指导“**”的十六条纲领，它是这场运动的蓝图。“十六条”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无产阶级**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据出席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讲，毛自己在“十六条”原稿上加了话：“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来到北京的大街上，鼓励过往的行人把“**”进行到底，以此庆祝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取得的胜利。
一家共产党报纸报道这一情景：“无法说清有多少只手伸向他。许多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花……许多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逢人便说：‘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手刚刚触过伟大的毛主席的手！’”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分列在天安门广场上—这种史无前例的集会共有8次，这是第一次。毛向他们行礼致敬。报纸评论道：“我们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大海航行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有些红卫兵领袖采用了新的名字—卫东，意即保卫毛泽东。
毛鼓励全国的红卫兵串连以交流经验。他敦促说：“现在坐火车毕竟不要钱，不是吗？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周恩来告诉清华大学的学生，毛发现“全国几乎90%的工作犯了方向性根本错误”。武汉大学的校长(17) ，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得不求助于毛制止红卫兵对他的迫害。然而，禁止对这位老学者进行体罚的官方指令被年轻的造反者置之不理，几天之内，他便死去了。
最初，毛对年轻革命者的过激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他宣称：“应当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他甚至对他们结成派系并相互攻击的倾向也采取了宽容的姿态，“年轻人可能会这样或那样地看问题。看法相同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毛为“各地的所谓动乱”辩护，并在8月下旬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
但是，当毛的朋友，比如，老将军徐向前等人受到红卫兵不公正的死亡威胁时，毛的对策是把他们邀进中南海的家中，直至危险过去。
现在，林彪实际上已摆脱了控制，他把对毛的崇拜推到一个显然荒谬的地步。江青后来说，毛在1966年中期，已开始觉察到了林的公然不忠。9月18日，林在一篇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毛所处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他不得不依靠并非忠诚的盟友来战胜党内的顽固对手。许多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和毛大不相同。9月份失去生命的诗人老舍，据说留下了一纸自杀的遗书，谴责毛背弃了世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武昌的一派红卫兵指责毛谎报了一份不真实的出身证明，他们的结论是“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家庭”。
在10月份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承认了他们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还通报了自己以前的错误—40年代没有充分支持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倾向，50年代对合作化缺乏足够的热情，以及60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以他对刘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一系列不满回答上述坦白，这不仅仅是因为刘少奇等人所承认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请示过毛。毛总结道：
**只搞了5个月，最少待5年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继续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我没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广东党的第一把手陶铸评论道：“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