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步站稳脚跟，邓小平经过短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周密考虑后，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大别山斗争情况的报告，并建议在新区暂缓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过急政策，改为减租减息，以利于扩大反蒋统一战线。报告送上后，毛主席很快就批示，称赞这个报告写得好，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并要各区立即仿效，照此办理。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致力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邓小平不迷信本本，不拘泥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而是靠在实践中探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要解决和回答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只能从中国实践中摸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理论和路线。实践证明，我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新鲜事物，都不是从哪本经典著作中抄来的或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本本上，根本找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找不到“乡镇企业”，也找不到“经济特区”，更找不到“三资、合资企业”。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了许多经典著作中没有写到的新东西，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四从大局出发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全局和局部两个方面，这是领导工作中应该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道理，这是做好领导工作应遵循的一个原则。
有的领导干部常常只在本部门本单位的局部利益上考虑问题，与上级讲条件、讨价还价，或因局部工作影响全局工作，这是不对的。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是遵循大局原则的典范，不仅从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积极配合全局工作，而且当自己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敢于舍弃自己的局部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以顾全大局利益。
为顾全大局，勇于承担重任，不惜任何牺牲，是邓小平革命经历和领导工作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品质。
在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为战略进攻全局勇于作出局部的牺牲。经过一年自卫战争，人民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重点进攻，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我军的战略反攻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敌人仍占优势的形势下进行的战略反攻。最初只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首先打出去，承担战略反攻任务的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展开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按最初设想，刘邓准备在进行鲁西南战役后，经豫皖苏边区，稳扎稳打，逐步向南挺进。7月下旬，鲁西南激战正酣，毛泽东指示刘邓跃进大别山，时间定在8月中旬。他要求刘邓抓紧休整，尔后出击。这时，刘邓在鲁西南正面临着重重困难：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蜂拥而至；天公不作美，暴雨如注，行动困难；黄河水涨，浊流汹涌，波涛连天，蒋介石准备故技重演，阴谋挖掘黄河大堤，水淹刘邓部队和解放区。刘邓大军处于前有重兵，后有黄河，难以动弹的“死地”。一贯镇定自如的刘伯承紧闭的牙关里吐出了四个字：“忧心如焚。”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也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60页）
8月7日，刘邓大军为了中央的安全，为了战略全局，向南跃进，开始了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畅谈二野战史时谈到这里也动感情了：“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9、340、341页）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全局精神和自觉的战略意识。所以毛泽东赞扬邓小平“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邓小平的历程》下，第81页）可谓中肯之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他顾全大局的领导品质主要体现在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整体决策上。
北京西郊。大厦林立，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在宏伟的军事博物馆对面，有一座外表如今并不算气派但却令世人瞩目的宾馆，这就是著名的“京西宾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层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在这里作出。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正是在这里以他那浓厚而清脆的乡音，向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将领们，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6月1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一消息。
一百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在当时东西方冷战仍相当激烈、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情况下，主动裁军一百万，这需要多么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啊！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百万裁军决策也是从这一大局出发的。另外，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力量的表现，拥有10多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头削减军事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后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同时，对世界和平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领导工作就要考虑全局，它要求领导者从宏观上把握，把所有工作视为一盘棋，看做一个整体。如果从局部或某部门、单位利益出发，强调局部利益必然会导致领导工作的失败。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学习邓小平从全局出发处理问题的领导方法。
五客观公正，不夸大，不缩小
作为一位领导者，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法，事关工作全局，正确看准问题，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既客观又要公正，尤为重要。领导干部如果看问题不准，或者对问题夸大或缩小，就对问题定性不准，解决不好，就可能使工作走向歧途。
邓小平对事情看得准，能够透过现象抓住其本质，因此，他处理起问题来很客观，能够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例如，邓小平不主张把党内错误都说成路线错误。他认为，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但是究竟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有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对十一大不要说什么路线。对“**”，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性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
邓小平在领导和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始终坚持了这种对历史负责的客观态度。比如，有的人把毛泽东晚年犯的一些错误，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但是，邓小平并不这样认为，他十分中肯地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得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301页）
邓小平认为，对“**”这样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也不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就主观来说，毛泽东晚年一是不大谨慎了，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搞家长作风，听不进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二是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自己重调查研究的正确主张，脱离实际，对党内、国内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三是脑子发热，对社会主义怎么搞缺乏经验，违背了客观规律；四是发动“**”的本意是出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好心办了错事。关于“**”中不少老干部受迫害的问题，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所以，邓小平认为，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个人品质上。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的这些看法，是很客观的，恰如其分的。既没有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也没有回避或缩小毛泽东的错误，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是他客观公正品质的体现。
六有才干，会办事
一个领导者能力的高低，往往是领导成功与否的关键。
邓小平具有党的领袖、国家元首、大军统帅的领导才能。邓小平治理国家和军队的能力表现在诸多方面，但最能体现他自身特色的是：他举重若轻，具有潜心抓大事的能力；他高瞻远瞩，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他精明强干，具有解决问题的办事能力；他足智多谋，具有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能力。总的一句话，毛泽东所说就是“有才干，会办事”（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在他早年的革命生涯中就显露无遗。
1925年，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组织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
邓小平是1925年夏这场轰轰烈烈的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尽管他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一直同样受到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行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的70多人发表演说。他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特别提出，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对邓小平的发言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最后投票通过了一份致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一，向法国政府和巴黎的外交使团抗议他们所奉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二，致电中国驻各国的使节，敦促他们向所驻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抗议派军舰和军队到中国屠杀中国人民。”显然，这次会议是几个声援“五卅”运动游行示威的继续，它说明，旅法华人的反帝斗争，在中国旅欧党团组织下仍在继续着。
在上述活动中，邓小平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以及政治策略能力。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上，邓小平的能力和才干更加突出。
解放战争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杰出才能的一次精彩展现。
1947年8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从鲁西南直插蒋介石的心腹地区大别山。10月6日，“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报告说，我军逐渐适应南方环境“已学会吃大米饭，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并表示，我们决心以现有兵力在大别山南部。“调动敌人打一仗”。10月8日，“刘邓”收到毛泽东的复电，热情赞扬“刘邓”的“计划很好”，半叮嘱说：“你们手里只有7个旅，不要再分散，请你们按自己的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947年10月，“刘邓”到大别山以后，决定调整原来计划，先歼灭来敌，后解决棉衣，经过侦察，决心把来犯之敌消灭在高山铺地区。27日上午，“刘邓”发出总攻命令，在战斗中，刘邓指挥若定，敌全线崩溃，仓皇逃命，至下午2点，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官兵12600余人，其中俘敌7500余人。当晚，“刘邓”向中央军委电告战况，报告此次歼灭战颇顺利，经此战我军过了山地战一关。10月29日，毛泽东亲自拟稿，以中央名义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敌四十师及八个旅之大胜利。”
1950年西南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作为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直接执行者，始终站在历史的前台，把解放西藏的筹码拨到了和平的天平上。当时西藏情况复杂，矛盾交错，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完成进军西藏任务，是前无古人的，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他指示部队成立政策研究室，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起草进军守则。在西南局向中央报告解决西藏问题4条方针的基础上，他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作为和平谈判基础的10项政策。邓小平起草的这份历史性的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决西藏办法17条协议，就是以邓小平提出的10条为基础，在这个大的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在进军西南开展的剿匪工作中，邓小平还特别注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原来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促成了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团结，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建立了各级政权，加强了各级政权建设，在西南地区创造了稳定的新局面。从1949年到1952年，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西南几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地回春，欣欣向荣，人民安乐，社会稳定，祖国的西南边陲得到巩固和发展。邓小平在西南的出色工作和卓越的才干，受到毛泽东的多次称赞。
1952年邓小平调中央后，直接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和才干有了更直接更具体的感受，以至他最后形成了对邓小平“比较有才干，会办事”、“人才难得”的高度评价。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专门讲了中共中央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重点是向与会同志推举和介绍邓小平和陈云两位同志。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当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为总书记时，以赞扬的口吻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毛泽东在这里，既肯定了邓小平的人品，说他公道、厚道、顾全大局、对自己要求严格，又赞扬了邓小平具有多方面的能力，称他有才干、会办事、比较周到。毫无疑问，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评价是建立在对邓小平才华的深切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如果邓小平不是一个真正有才干的人，毛泽东决不会把他重用到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