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对我们党内许多杰出领导人都有一些评价，例如，他评价叶剑英元帅是：“诸葛一生有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评价彭德怀元帅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说陈云有治国理财之能等。但是，像对邓小平这样多次、全面、综合性的高度评价是为数不多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能力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不是平白无故的，邓小平的智慧、才能在他担任各个领导职务的岗位上所干出的工作实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完全证明了邓小平是一位才能出众、智慧超群的卓越领导人。
邓小平精明强干，办事能力很强，就在于他遇到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碰到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时，能够顺时而谋，抓住问题的结症，善于找到解决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并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每一位领导者都希望自己能在工作过程中实现领导工作的目标，并且能有众多的追随者，在群众中有声望和信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威信。没有威信，领导就不能实行真正的领导。威信的获得，靠权力压不出来，靠上级封不出来，只能靠个人的能力与魅力建立起来。领导者的能力，是搞好领导工作的前提条件，作为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只有具有较强的能力和才干，才能带领人民建功立业，兴国兴民。为此，必须以邓小平为榜样，努力学习他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七具有坚强的意志
一个人，无论如何有勇有谋，但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决不会有大成就。意志是人们在实践中有意识、有目的、能动的心理过程，它贯穿于人的认识、情感、行为过程之中，并通过自我调节来实现支配、调节行为的目的。坚强的意志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因为任何复杂的工作总是和一定的困难联系在一起，领导工作更是如此。任何一位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不利因素，不会一帆风顺。在逆境和挫折面前，领导者能不退缩、不畏惧，一如既往地带领大家沿着目标前进，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那种平时口号喊得最响，满口宏图大志，一遇困难就先退却，未曾尝试就言放弃的领导者，是难以担任领导重任的。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缺少意志力，或意志不坚强，遇到困难和挫折轻言放弃所导致的不仅仅是工作的失败，更是人格的失败。
邓小平是一位罕见的意志力极强的人。坚强的意志既是他的人格品质，也是他作为一位杰出领导者不断战胜困难和挫折，带领人民实现自身的解放，踏上富裕大道的奥秘之一。
1930年夏，在广西右江，一天，26岁的邓斌（即邓小平，时任红七军政委）在摆脱一个连白匪的追赶中，不小心把腿摔伤了。在这紧急关头，正巧我地下党一个外号叫“金钢锥”的交通员经过这里。“金钢锥”赶紧背起邓斌，渡过布柳河（在百色附近）钻进离河不远的一个旧瓦窑里。
追赶邓斌的白匪搜索到了窑洞口。邓斌和“金钢锥”一动不动地蹲在洞底，任蚊子在身上咬，尽管腿伤也疼痛得不行，邓斌咬紧牙关，坚忍着。洞内漆黑一片，连长便命一个排长进去瞧瞧。排长害怕，推班长，班长又推士兵。一个士兵无奈，走向洞口发现了有许多蜘蛛网。于是，赶紧回来，对连长说：“蜘蛛网都没破，哪有什么人进去啊！”连长听了觉得有道理，带了队伍又去别处搜查了。当邓小平和“金钢锥”出来时全身都被蚊子咬得红肿肿，但是，邓斌的人蚊大战这个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
1930年1月，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工广西的工作。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张锡瑗。此时，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邓小平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在医院日夜陪伴着妻子。但因医院条件差，张锡瑗不幸去世。孩子生下来后便放在徐冰和张晓梅（张锡瑗的妹妹）家里，可能因为难产的关系，没几天也死了。这是一个女孩儿。
这时，广西形势逼人，军情如火。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掩埋，便又匆匆赶去广西。
共产党人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眼泪。但是，在失掉了妻子和女儿之后，强忍悲痛把感情深深埋藏在心中，把眼泪强吞进肚里。把革命利益高于自己的一切。
经受磨难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但是，邓小平都咬紧牙关忍住了。这种意志力不能不说是巨大的。但是，在种种磨难之中，邓小平都没有丧失一位革命家的追求和信念，他的意志力的伟大之处是当生活的不幸降落时他更加投身工作，更加坚定对理想的信念，对事业的追求。
在事业的奋进之中，邓小平的道路也不是风平浪静，平平坦坦，他那传奇般的三起三落经历更是一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意志力的体现。邓小平的意志使他在领导工作中，能够经受战争的各种艰难困苦，能够在失败时不气馁，不丧气，在胜利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进取。
在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的战略要地，是侵华日军必欲争夺和控制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也无时不想从八路军手中“收复”这块“失地”，从1939年起，指挥“摩擦专家”张荫梧、朱怀冰、石友三诸部围攻一二九师，使之蒙受了很大损失。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分文粒米只弹未发，继续陷我军于困境。日军在我发起百团大战前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频繁扫**，并竭力推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而且还制定了在华北“征米”2000万石的计划，疯狂掠夺根据地的粮食。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雹灾和虫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二九师部队面临着经济上的极大困难，服装、给养来源日益本竭，有时连野菜都吃不上。战士们衣不挡寒，食不果腹，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战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节衣缩食，支援子弟兵，其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在这种局面下，能否渡过难关，促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就成为我党我军能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之一。
但是，邓小平没有为这罕见的经济困难所吓倒，久经磨难的邓小平对眼前的困难不是畏缩，而是迎难而上，积极想办法克服这天灾人祸。1942年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所属部队险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百元，团以下60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比较一下部队的供给情况就清楚了。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一元五角至五元的津贴费（而且并不能保证），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一角二分。按当时的物价，一元五角钱只够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而已。再如，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元，尚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广大指战员为改变这一困难局面，努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结果给太行山区带来了一派生机，并取得了初步成果。
坚强的意志力给予邓小平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胆略，使他在各种艰难曲折和压力下不屈从，不退缩，一往无前，无往而不胜。
经济制裁，是西方超级大国推行强权政治的一张王牌。西方大国集团，依仗自己财大气粗，对不听他们的话的弱小国家实行经济制裁，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公布对华贸易报复清单，冻结对华贷款援助，终止经济合作协议，停止对华最惠国待遇，限制对华投资，减少官方往来，等等。
对此，邓小平指出：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5页）并且带领中国人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积极推进国内改革开放事业。
中国人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世界正义人们的支持。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带着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邓小平很高兴地会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赞扬他们在这个时候来华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会见中，他对日本朋友说：“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8页）邓小平这一番话表现出了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的精神。
坚强意志力是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心理条件。只有不怕失败，具有坚强意志力的领导者才能对公众产生吸引力，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尽管多次遭受迫害和打击。但是，因为具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才表现出了一种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压力的大无畏精神。这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去学习。
八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没有原则性，成不了一位领导；没有灵活性也成不了一位好领导。
邓小平认为，合格的领导干部，必须既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一方面，在重大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不能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在坚持总原则、大方向的前提下，又必须非常重视策略、方式、办法、措施的多样性和灵活性。邓小平说：“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他认为，领导者应该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不断地制定、完善和调整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以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在原则问题上，采取“钢铁公司”的态度；在策略问题上，采取“绵里藏针”的办法，才能极大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做好领导工作。邓小平在大是大非前是很有原则性的。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调到北京，并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于是，在邓小平由西南局调任中央工作后不久，高岗、饶漱石也于1952年底和1953年初先后从东北和华东党政最高负责人的岗位调到中央工作，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此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高岗和饶漱石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高岗及其极少数追随者四处煽风点火，制造党内纠纷，散播流言蜚语，破坏中央威信，特别是攻击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吹嘘高岗自己。随后在九十月份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配合高岗行动，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对此，党中央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停止了组织工作会议的进行，批评了饶漱石的错误做法。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来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在一些高级干部中煽起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拉拢一部分负责人跟他们走。他们先是拉拢了中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林彪。接着，高岗又找到邓小平，以高官厚禄相利诱，企图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时隔20多年后，邓小平谈及高岗拉拢他的全过程时讲道：“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听了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毛泽东开始对高、饶的活动提高了警惕。1953年12月，毛泽东依照前例提出在他离京休假期间由刘少奇负责中央工作。高岗出面反对，并且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兼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副总理的人选。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揭露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和批评，同时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都发了言，强调了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揭露了高、饶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要求全党对野心家、阴谋家提高警惕，希望高、饶深刻检讨，改正错误。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受中央之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上，大家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同时等待他们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邓小平主持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共开了7次，最后一次由饶漱石做自我检查。邓小平、陈毅在会议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高岗仍不悔改，拒绝党的教育，终于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受中央之托，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至此，这场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这场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充分反映出邓小平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坚定立场。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并接替饶漱石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和组织事务。
毛泽东称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是在同赫鲁晓夫的谈话中讲的。这种虽然有中共与苏共的分歧、斗争这种背景，但是确实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一领导品质深刻了解之后的中肯之言。在中共与苏共的60年代初斗争中，作为这一系列事件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用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正确地把握和处理了中苏关系，堪称典范。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在50年代末就开始了，到60年代，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并公开化。这样，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把中苏谈判的重担交给了邓小平。1963年，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会谈。在谈判中，邓小平既毫不示弱，坚持原则，又机智灵活，彬彬有礼，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了中国党的原则立场和态度，顶住了苏共的无理要求和对中国的压力，揭露了苏共以“老子党”压制兄弟党的不平等的做法，维护了中国党的尊严，有一些具体细节上又表现中共力求改善与苏共关系的态度。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谈能收到成效。”邓小平也客气地回答说。
第一次会议安排苏方发言。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他的长篇发言中，对中共横加指责。邓小平稳如泰山，不动声色，静静地听苏斯洛夫的发言。接着，在第二次会议上，由邓小平发言。他毫不含糊地批驳了苏斯洛夫对中共的攻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在发言的结尾，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在中苏双方紧张激烈的辩论期间，苏共中央竟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结束之前双方不得公开发布消息的协定，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7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指出：“苏共中央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编者按语列举了在核战争问题上、在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上、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等，苏共中央公开歪曲事实，并指出，类似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苏共的做法激起了中共代表的极大义愤。在接下来的双方会谈中，我方严肃地批评了苏方不守协议的做法。
苏斯洛夫也一反常态，对我方提出了“最坚决的抗议”。他对邓小平说：“我抗议你们对我们党的领导，对赫鲁晓夫同志，对我党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歪曲、捏造和诽谤。中共代表团要对这一切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的。”邓小平义正辞严地批驳说：“你们还提什么抗议？如果说要抗议的话，我们可以提出更多的抗议。”
“你们抗议什么？”苏斯洛夫问。“苏斯洛夫同志，这不是明摆在眼皮底下的吗？”邓小平一句反问，使心虚的苏斯洛夫不再多嘴了。接着，邓小平说道：“鉴于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建议今天的会谈暂告一段落。双方可以在另外的时间继续举行会谈，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再商量。”
这一轮的中苏会谈结束后，发表了双方达成的例行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