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领导决策，就是领导者为达成组织目标，而对一些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所出的主意、作出的决定、发出的指令等。相对于个人或部属来说，领导决策具有影响范围大、涉及因素多、作用时间长、直接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等特点。一旦决策失误会带来全局性的损失。所以，加强决策研究，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尽量减少决策失误，是每个领导者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事业成败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就是决策。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决策，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之后，在经过民主讨论优化选择的基础上，关键在于领导者表现出超人的胆魄，正确果断地进行决策，使人信服。这样可以给组织成员以信心，共同去实现决策目标。
一高瞻远瞩，驾驭全局
“事未至而预图，则处处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领导者必须思考战略问题，全局问题。成功的决策，总是和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连在一起的。
邓小平是一位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政治家。
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领导作风。邓小平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或军队工作进行决策过程中，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上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不仅自觉地坚持局部服从整体，战役服从战略，在中央统一战略部署下，坚定而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善于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战略见解，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体现驾驭全局的能力。
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高度表现和展示。邓小平一直是我军的高级将领、大战略区的负责人和方面军的领导人。他所领导和指挥下的战略区本身也是一个全局，但相对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所以，他总是深刻领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代表团去重庆谈判，一面图谋挑动内战，破坏重庆谈判，密令阎锡山以13个师的兵力向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内战阴谋，赢得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邓小平与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果断地发起“上党战役”。邓小平在对部队指战员作动员时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08页）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称：“在你们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建国以后，邓小平无论是主政西南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始终站在维护全党大局上，从来不搞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一开始就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讲到沿海地区与内地关系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
1975年，邓小平首先以整顿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在他的领导下，2月1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同时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实现四化的两步设想。
在铁路战线整顿的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拉开了整顿的帷幕。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这篇讲话中，还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把整顿工作引申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来。
邓小平的这一套“全面整顿”，其实质就是系统地纠正“**”的错误，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既要求全党讲大局，而他自己也总是身体力行进行统揽全局的决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蓝图进行总体设计，对改革的蓝图进行整体规划。邓小平站在人所难及的世界格局的高度，洞悉时代潮流，缜密思考，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既立足现实，又着眼于长远，设想未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设计了近、中、长期的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
邓小平在提出分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后，又根据这一目标系统的要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腾飞、先致富，以沿海（沿边）带内地、东部带西部、先富带后富的全国发展战略部署。这样，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事业构成一个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历史链条。把发展目标与发展部署统一起来，把长远发展目标与中、近期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把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统一起来。
在改革方面，邓小平也总是以战略眼光，整体规划改革的蓝图，逐次推进改革的深入。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终归须靠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方层次的合力作用。为此，他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军队的改革任务。在决策过程中，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有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事倍功半。正是在邓小平这种整体设计，逐次推进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改革才形成了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由体制到配套措施等由浅入深的大好局面。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具有统筹全局、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整个社会也由一个封闭的状态向开放的格局转型。但是，随着整个中国改革节奏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内部各种问题尤其是道德、信仰、价值观念、腐败和犯罪问题的严重增多，这些问题的发展不仅动摇着社会的基础，给社会带来了动**和混乱，而且造成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威胁，破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成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消极因素有可能改变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并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道德文明规范的情势下，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坚持两手抓”战略思想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加速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坚决惩治腐败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改革开放事业能够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成功。
早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抓好“两个文明”的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邓小平为了防止少数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经不住西方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突出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道德文明建设问题，他说：“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983年，邓小平看到全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发展生产力方面，担心整个社会主义出现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倾向，于是又再次提醒全党要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他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还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对于“两个文明”建设的搞法，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不可在抓好一手的同时，忽视或偏废另一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着重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搞上去，而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精神文明的进步。他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决策要总揽全局，要有远见。邓小平以上的重大决策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这一决策特点。
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指出：邓小平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大力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学习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总体构想，不顾此失彼，人为失衡；做工作要有序进行，不能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地打乱仗；要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现实与长远的关系，不能搞本位主义，不能急功近利。
二照辩证法办事，进行科学决策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领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矛盾、具体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矛盾分析就是要对各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辩证思维方法是邓小平科学决策的灵魂。
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法是无所不在的。而在政治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活生生的辩证法。因为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所以，政治家所面临的主要事情，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揭露矛盾和克服矛盾”。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有高明与蹩脚之分的。那么，这里的关键何在呢？那就是看他是不是掌握了辩证法，即像柏拉图说的，是不是懂得“政治艺术”了。事实证明，在历史上做出过伟大贡献的那些卓越政治家，都是精通辩证法的，都是懂得政治思想艺术的大师。
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辩证法大师。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党史专家廖盖隆怀着敬意地说过：“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还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453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照辩证法办事”的著名论断，并在领导决策中实施着。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节曾比较集中地讲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问题。他不仅提出革命两面派的概念，而且把革命两面派同两面派加以区别比较；他不仅阐明了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而且详述了对它的运用，他的论述体现了两点论，处处闪现着辩证法的光辉。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革命两面政策问题，1941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不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战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指出了不能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他分析说，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是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革命两面政策呢？按邓小平的说法，革命两面政策就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既然不能把两面派与革命两面派混淆起来，那么，如何区别呢，二者各有什么特点呢？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同样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也无法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而两面派的特点是应敌人又应付我们，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准备反攻，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邓小平认为，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应以上述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谁是两面派，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邓小平强调，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区别在何处呢？邓小平指出，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否则，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明确和认识了革命两面派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性，还要弄清运用它的范围，以及弄清不同范围的不同运用方法。
就其运用的范围来说，邓小平指出两种不同的范围：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一是在敌占区或敌战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总之，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都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又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固然，邓小平关于建立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主张、关于运用革命两面政策的观点，主要是从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打入”工作着眼的，但从方法论、从策略原则来讲，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这一策略原则的形成，正是“照辩证法办事”的结果。
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大家像邓小平那样，照辩证法办事，他说：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强调科学的领导思维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了按辩证法办事的两点论，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
矛盾有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矛盾运动。因此，它要求领导者在实施领导行为，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时，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不能单打一。邓小平认为，领导的思维直接影响着领导决策的形成，关系着领导水平的高低和领导工作的成效。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领导者既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社会快速前进，不断提出新任务，又要审时度势，及时解决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促进社会飞速发展。领导干部的任何重大决策，既要当机立断，敢于抓住机遇；又不能操之过急，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按辩证法办事就是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既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又不走极端，不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即“两手抓”。邓小平的以两手抓为中心点的领导思维观，闪耀着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体现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