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领导者都有自己特定的工作作风，形成鲜明的领导个性风格。比如，以速度见长、以力度见长、以扎实见长等。有人迅速、果断，一往无前，办事干净利索；有人大刀阔斧，善于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开辟出新局面；有人以稳健的能力见长，稳扎稳打，干一件事成一件事。领导者一旦形成自己特有的工作作风，他的名字便不胫而走，成为影响力的强大源泉。领导者应该有强化自己的个性作风的意识，把自己的特点培育起来。
领导作风是指领导者在领导实践中形成的风格，包括态度、行为、精神风貌。其实质是领导者世界观的反映。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领导作风。领导作风是做好工作，发挥领导者的组织、决策、指挥作用的内在基础。
领导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领导形象。良好的领导作风具有亲和力，可以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心理上相容，从而使被领导者能够自觉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共同去实现领导目标。良好的领导作风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驱使被领导者心悦诚服地受领导者的影响，并将这种作风承接过来，变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一大胆果断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亲自宣布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在会上说：“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做事比较果断。”（《邓小平的历程》下，第159页）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天下风云一极人》中评价邓小平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行动迅速。”（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70页）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以果决、大胆而闻名于世的。
邓小平的果决和大胆，是以他准确认识事物，把握问题实质分不开的。邓小平具有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他的这一智慧反应在他的领导作风上就是处事既果决，又大胆。
1929年，广西的政局突然发生了急剧变化，国民党改组派领袖汪精卫利用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的矛盾，策动在湖北的张发奎反蒋，企图南下进攻支援蒋介石的广东军阀陈济棠，夺取广东作为反蒋基地。但是，汪精卫感到张发奎的兵力单薄，不足以攻打陈济棠的部队，于是便派薛岳到南宁游说广东实力派俞作柏、李明瑞同张发奎共同反蒋。俞作柏、李明瑞早有反蒋的本意，便欣然允诺联合改组派及张发奎共同反蒋。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认为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政权不到半年时间，立足未稳，加之其所属部队内成分复杂，如果仓促出兵，必然失败。他和其他负责人经过研究后，通过陈豪人向广东党组织领导传达意见，建议劝说俞、李不要匆忙出兵，以便他们在南宁继续开展兵运，实现武装暴动；如果俞、李不听劝告，他们就把已掌握的部队拉到韦拔群等人已经工作多年、群众基础较好、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左、右江山区去，同农军结合起来，做好准备，以便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广西特委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左、右江地方党的工作，决定派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广西右江办事处和筹建中共右江特委；派严敏、陈洪涛、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建立中共县委机构；派何健南、麦锦汉、吴西、甘湛泽、苏松甲等到龙州地区领导工农运动。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邓小平又亲自找俞作柏、李明瑞做工作，同他们一起分析了形势，劝说不要上改组派的当，此时不能出兵反蒋。但俞、李认为，张发奎已经出兵，若我们不响应，张发奎就有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我们怎能置之不顾呢？其实，俞作柏、李明瑞之所以急于反蒋，还在于幻想一举拿下广东，占据更多的地盘以扩充势力，解决广西当时的经济困难。因而，俞、李表示他们攻粤反蒋的决心已下，并叫邓小平不要再劝了。
邓小平见劝说无效，知道他们主意已定，于是立即向俞、李提出：出兵广东，南宁不能空虚，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还没有训练好，恐难以配合作战，应当留守南宁，一方面继续训练，另一方面也可加强南宁治安，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应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这个意见一提出，俞作柏和李明瑞起初不同意邓小平的看法，经过邓小平一再做工作，俞、李终于同意这几支部队留下。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从教导总队抽调一批干部回各师去充实领导力量。对此，邓小平表示同意。随后从教导总队抽出了300多名非中共学员干部回到各师。
俞、李率部离开南宁后，邓小平马上部署应变准备：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舶，以备一旦有变立即把军械库中的几千枝枪和大量弹药装船外运；命令在南宁受训的韦拔群领导的农军赶回东兰，准备起义；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行动计划。
正当俞作柏、李明瑞率军沿江向东挺进到桂平时，蒋介石下令免去俞作柏、李明瑞所兼各职，任李明瑞部师长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接着蒋介石又任命李明瑞部师长李腾辉为国家编遣委员会直辖第四编遣区办事处主任委员，取代了李明瑞的职务。吕焕炎、李腾辉便毫无顾忌地同陈济棠联合起来，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讨伐俞作柏、李明瑞。结果俞作柏、李明瑞反蒋没有几天，就大势已去，只好带了几个随从逃回南宁，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并打算撤换警备第四、第五大队的军官，以便掌握这两支部队。邓小平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机立断，决定立刻举行兵变，把部队拉出南宁，向左、右江地区转移，并以百色、龙州作为重点，重新开创局面。
由于邓小平当机立断，及时把握了战机，争取了时间，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
果决是一位领导人应该具备的能力，领导人果决与否决定工作能否把握时机，尤其是在指挥战役中，指导员是否果决，不仅决定部队的伤亡，而且还决定战役的胜败。
在指挥战争，邓小平果断坚决。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以沉稳、冷静的气质，对一些纷繁复杂而又非同小可的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表现出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果决作风。
1989国内巨大的政治风波扑面而来，这时，邓小平高瞻远瞩，胸有成竹，他居高临下地洞察着事态的发展，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果断的判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2页）正是基于邓小平冷静的分析和准确及时的判断，才迅速地制止了动乱，稳定了北京和全国的局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
领导者的作风是领导者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作为一位领导者，每个人的领导作风都难以一致，遇事犹豫、懦弱，该断不断对人的个性来说是一个弱点，然而对领导者来说影响更大。作为领导者，当机会到来时，或者是在危急关头，如果不敢决断，不善决断，或者是决断不当，轻则造成损失、沦为碌碌无为之辈，重则造成工作和事业的重大失误。因此，领导干部应该学习邓小平果断、坚决的领导作风，培养自己的果决性，在工作中有能力及时做出和采取有充分根据的决策。
二敢作敢为
国外有政治家曾说过：“一个领导人，应该有才智、直觉、性格以及对某种伟大事业的信仰。但是，具备这种品质的人虽多，但极少有人具备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为了获取全胜甘冒一切风险，不怕失败。这不是要鲁莽行事。但首先要有胆量。”领导工作总是和一定的困难连在一起，必须敢作敢为才行。
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邓小平一直担任党、军的主要领导职务，在领导岗位上，他无私无畏，敢作敢为，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开拓，有胆有识，体现出一位杰出政治家的风采。
邓小平是一位少有的有眼识的人。
1929年邓小平化名邓斌，前往广西准备发动武装起义，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他被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任命为省府秘书。邓小平当上省府秘书之后的一天，和俞作豫一起来到李明瑞的公馆。
李明瑞不在家，客人只好边饮茶，边等待。俞作豫压低嗓门，向邓小平讲述李明瑞的历史。邓小平双手搭在背后，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他有时放慢脚步，仔细倾听；有时点点头，若有所思；有时插进几句话，把一些事问个清楚。对于李明瑞，邓小平早就对他考察过。但有关李明瑞的经历，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不肯轻易放过。听到最后，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李司令知道你是地下党员吗？”邓小平转过脸，问道。
“他好像能猜出来。他曾试探过我，我不承认，他也不再追问了。”俞作豫笑着说。
“你阿哥呢？”
“我也没有告诉他。不过，他好像也怀疑了。他说，这里耳目众多，人言可畏。你是省主席的老弟，千万莫给我惹事啊！”
“这么说来真个‘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啦！”邓小平的神情格外兴奋，果断地说：“作豫，我已向省主席公开身份了，李司令问你的时候，我想讲了也无妨！”
“这样会不会违反组织纪律啊？”俞作豫犹豫地问。
“先公开我们二人。他们若翻脸，砍我们两颗脑壳就是！”邓小平像是在说笑，态度却很严肃：“我想了好久，广西的国共合作有基础。俞、李想接近我们，我们也想和他们接近，双方就隔着这么一层纱纸，我们主动捅穿好了！”
“作豫，你信不信？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李明瑞将军不久很可能成为我们的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邓小平敢于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可谓是大智大勇之极。果然，亮出自己的身份后，李明瑞更加主动接近邓小平，最终在邓小平的引导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邓小平这种大胆勇敢、敢试敢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锻炼而形成的。在邓小平的童年，他就有一种不怕鬼、不信邪的劲头。他与别的玩童在一起玩耍时，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别人不敢动的事，他偏要动，别人不敢试不敢摸的东西，他偏要去试去摸，别人不敢去玩的地方，他偏要去玩。在广安县的协兴乡，人们早就传颂着邓小平从小不怕鬼神，敢攀神道碑的故事。
在邓小平家附近，立着两块高大的石碑，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乌龟背上。这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当地老百姓对朝廷赐造的这两个大石碑都很尊崇，把它看成是仙人下凡投胎到人间来主持正义，惩恶扬善的，称之为神道碑。
由于是朝廷赐造的神道碑，百姓平民对它十分敬畏，一般人都不敢去碰它，摸它，免得惹来灾祸。但邓小平却不怕惹祸，他壮着胆子爬上了神道碑。
有一天，邓小平与几个小伙伴们玩耍到这里，他鼓动小伙伴们爬到石乌龟背上去玩一玩。大家都不肯去爬，并劝说邓小平也不要去爬，不然会得罪神爷，招来家灾的，爬上去还会肚子疼的。邓小平对小伙伴们说：“一个石头打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先试试。”大家说得越是神乎其神，邓小平就越是不信邪，偏要爬上去试一试，看这个石乌龟到底有多大的神威。他边说边走向神道碑，几步就爬到了石乌龟探出的脑袋上，骑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嘴里不停地喊叫着：“快来哟，真好玩，真好玩”。其他小伙伴们见邓小平这么胆大，都很惊讶，一致劝他快下来，并说：你惹了祸，我们都逃不脱。邓小平还是很不在乎大家的劝说，仍若无其事地玩着，并扭转身来向乌**上爬着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我要看它到底有多大本事。”小伙伴们只好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
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乌龟及神道碑上玩耍。其他小伙伴们见邓小平多次攀爬神道碑，也没有招来什么灾祸，肚子也没有疼，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了，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乌龟背上玩耍。
邓小平童年时代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信邪的大胆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和丰富的实践锻炼，特别是战争环境的锻炼，使他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性格。
邓小平第二次重新出来工作时，正是“**”后期，为了挽救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大力发展生产，扭转“**”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他敢于负责，提出了要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的重大举措。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指出：“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他反复要求干部“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9页）他说：“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页）
从1975年春开始，邓小平通过召开一系列的会议，着手进行领导班子和生产秩序的整顿工作。上任伊始，他立即召开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军队要整顿，揭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在其后的一年里，整顿的旋风，从工业刮到农业，从军队刮到地方，从科技刮到文化教育，各条战线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见过的生机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