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所主张所进行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要纠正“**”的错误。在“四人帮”没有垮台的情况下，要干这样的事，的确是别人不敢干的。不出所料，“四人帮”对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所作所为大肆诬蔑、诽谤，称他为“还乡团的头子”，“想翻**的案”，王洪文放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晴朗不久的天空又密布了乌云。
面对着“四人帮”对整顿工作的无理挑衅，邓小平没有丝毫畏惧，而是义无反顾地继续进行全面整顿。1975年9月至10月间，他就整顿工作多次针对“四人帮”一伙的攻击讲道：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邓小平就是这样敢作敢当，敢于负责，终于抓出了整顿的显著成效。1975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钢产量由1974年下降410万吨变为增长278万吨，达到2390万吨；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1974年增长185亿斤。
敢作敢为，以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发展为“敢闯敢试”理论，鼓励人们在改革开放大业中勇于开拓创新，勇于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跃发展。
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们的时代需要开拓创新精神。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精神状态是不可取的。那种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无私无畏、敢为天下先、敢当出头鸟，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的精神才是最可贵的，当然，革命精神要与科学态度相结合，解放思想要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要克服困难，真抓实干，促其实现。现在，改革开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领导干部必须站在四化建设的前列，学习邓小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敢闯敢试、敢作敢为。这既是实现四化的重要条件，也是新时期对领导干部的必然要求。战争年代群众衡量党员和干部，主要看他能否组织人民闹翻身，求解放；现在群众看党员和干部，主要看他能否带领群众搞改革、奔小康。如果领导干部坐而论道，只说不干，政绩平平；年复一年，面貌依旧，群众无论如何也是不会信服的。一个领导干部要在本职岗位上留下自己的政绩，必须牢固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以非凡的领导能力，把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整合起来，成为一种凝聚力、吸引力。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投身改革，成为一种凝聚力、吸引力。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投身改革，全力推动改革，成为大胆的改革家和改革开放的统帅，才能赢得人民的真诚拥戴。
三冷静稳重，遇事不乱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应能约束自己的情感，掌握自己的心境，控制自己的言行，无论遇到什么刺激，都能保持沉着、冷静，而不产生冲动的行为，不说自己不该说的话，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如果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一遇刺激，就易兴奋、冲动，感情用事，处理问题冒失、轻率，不顾后果，往往把事情弄得更糟，使事态朝着有害的方向发展，这样就不可能完成领导任务。
邓小平是一位冷静稳重、遇事不慌不乱的杰出领导者。他处理事情非常冷静、沉着，表现出稳重的领导作风。
邓小平在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天，有个绰号叫“朱胖子”的区干部前来报告说，昨天夜里，国民党自卫队队长朱培初悄悄溜回镇里，与区苏维埃主席朱秀岐一起喝酒。他们一边喝酒还一边说：“国民党回来我们就有大官做了。”
听了“朱胖子”的汇报，大家一时都很气愤。但邓小平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他镇定地问：“老朱，你的报告属实吗？”
“朱胖子”说：“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如有谎报，雷打火烧！”
“朱胖子”这一番信誓旦旦的表白，使大家再也沉不住气了，一致要求立即把朱秀岐抓起来。邓小平却没有急于表态，他想，朱秀岐平时思想坚定，工作踏实，而“朱胖子”为人狡诈，工作马虎，这件事绝不像“朱胖子”说得那么简单。于是，邓小平决定先派人调查了解一下。
就在这时，区保卫局的干部前来报告说：“朱秀岐带枪跑了，保卫局派人把他抓回来了。”这一下，大家的情绪又起来了，纷纷说道：“不必再调查了，把朱秀岐杀了。”
邓小平仍很冷静地说：“大家别急，还是调查清楚后再处理吧。”
第二天，邓小平亲自到朱秀岐的家乡芙蓉寨调查。群众反映，朱秀岐与朱培初之间有私仇，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喝酒。邓小平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并把朱秀岐带到会上盘问。
“朱秀岐，你为何叛变通敌？”邓小平严肃地问。
“没有此事，这实在是冤枉。”朱秀岐急忙申辩道。
“那你为什么逃跑呢！”
“我不是逃跑，是朱胖子说朱培初溜回来了，去了鸭公村。我一听，马上就带了驳壳枪想把朱培初抓回来。可是，追至鸭公村，连朱培初的影子也没见着。这时，保卫局的人追来，不问青红皂白便把我的枪下了，把我关到了保卫局。”
邓小平听到这里，心里更有底了，他马上派人去把“朱胖子”找来。谁知“朱胖子”和朱培初一起逃跑了。经过了解，大家发现原来“朱胖子”是隐藏在苏维埃的国民党特务，他和朱培初想出这个诡计，企图借共产党的刀，把朱秀岐除掉。但他们没想到邓小平沉着冷静，明察秋毫，使他们的诡计没有得逞。后来，朱培初和“朱胖子”都被抓了回来，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件事，不仅使大家深受教训，更使朱秀岐激动不已，他逢人便说：“如果不是邓书记，我早就含冤九泉了。”
邓小平在多次战役战斗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始终做到急而能安，缓而不辍，即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也能按下“心头火”，沉着冷静地思考问题。他丝毫不为敌人的“挑战书”、“激将法”所动，不为一时的困难而动摇自己的决心，不为暂时的敌强我弱、冲击失利而灰心丧气，不为下级部队久攻不下、伤亡较大而埋怨动怒，也不为一役之胜而冲昏头脑，始终坚持稳定的情绪。尤其是在对我不利的情况下，他坚持“忍辱避战”，不打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战争实践的许多险要和危难关头，他以高度的克制力和冷静的分析，寻找战胜方略，使其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1940年秋冬之际，一二九师经过短期休整后，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执行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具体是拔除辽县至榆庄公路沿线敌军据点，相机收复和顺、辽县两城，并准备在辽、榆、武地区歼灭可能由和顺、辽县或白晋线方面增援的敌军。
辽榆公路是日军深入根据地平定至榆庄公路的前锋路段，日军企图将此路再向南伸延，经武乡与白晋铁路连接，以达到既分割太行区，又能利用铁路、公路对晋东南八路军进行扫**之目的。因此，日军沿线据点建筑了坚固工事和碉堡群，兵力配备也比正太路沿线强得多。
为此，刘伯承、邓小平对辽榆线作出了战略部署：以陈赓386旅、薄一波决死一纵各两个团为左集团，攻取榆庄、沿华、王景三个据点。另抽出太岳第十七团、五十七团组成沁北支队，在沁县南北地区进行破路袭敌，配合主力作战；又以陈锡联三八五旅指挥三十二团为右集团，主力攻取营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的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的敌人，以范子侠新编第十旅分布于和、辽线上破路袭敌，牵制并阻击和顺等地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榆、辽线攻坚战，于9月23日夜同时展开，次日早晨，辽县日军果然西出应援，随即被设伏于此的狼牙山八路军击退，榆、辽沿线日军完全陷于孤立。
激烈的战斗延续了一整天。24日，沿华、王景、小岭底、铺上四处日军据点相继被八路军攻克，而榆庄日军则依赖坚固工事和碉堡群在飞机掩护下顽抗，我军一度不能得手。于是，刘伯承、邓小平指示我军采取坑道作业，发动第四次强攻，经过激烈的白刃战斗，终于将榆庄之敌全部歼灭，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
此时，辽县以西除营头因地势险要仍为日军把守外，辽榆沿线已全部被八路军攻取。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情况的变化，迅速作出相应的对策。经与八路军总部联系后，决定停止进攻辽县，将主力陈赓旅转移到红崖头、关地（土）地区，准备歼灭由武乡东援营头之敌，对和顺南援之敌，则以一部兵力进行牵制。29日，八路军攻下营头，全歼守敌。30日9时，八路军伏击部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由武乡东援的日军600余人，即通过八中路军预伏地带急速东进，其先头部队在榆树节以东与385旅遭遇，展开激战。进入预伏阵地的386旅，决死一纵从敌人后尾侧翼同时展开攻击，将敌人四面包围。
日军在8架飞机掩护下顽强抵抗，整整一个上午，轰炸声、炮声隆隆不息。中午，刘伯承、邓小平亲率师部奔赴前线。到达西申坡后，邓小平指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
当晚10时许，彭德怀副总司令来电，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解决关地（土）、东庄、中村之敌。次日，血战开始。八路军冒着大雨发动了10次猛攻，并数度与日军肉搏。而日军则在飞机的支援下，负隅顽抗，虽被歼过半，仍退据两三个山头固守待援。八路军由于屡次攻坚，伤亡也较大。在距关地（土）不远的刘邓指挥所里，刘伯承、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关注前线战况，气氛紧张和静穆。
这是一场惨烈的血仗，尽管我军损失较大，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被日军抓去的民伕回来说，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一二九师在刘邓指挥下与日军的攻坚战十分惨烈，作为战争的指挥官，刘邓没有沉着冷静的心态，没有稳定心理素质是难以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正是他们能够忍受常人之所不能忍，才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学者阿布秀山在其《中国战争研究》中写道：129师的统帅“以其四川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指挥其所率八路军第129师，对侵华日军给予了重创……无疑，129师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转引自邓自力主编：《中国出了个邓小平》，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指挥作战中，情感的力量，行动的抉择，只有在自制力的调节下，才能使自己稳步地到达胜利的彼岸。邓小平的军事生涯，使他的自制力得到极高的发挥和展现，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气质、冷静的领导作用。邓小平无论办什么事情，处理什么问题，都不心血**，不感情用事。他历来认为，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冲动不能取代原则，感情用事无济于事，冲动巨大成就莽撞只能瞎闯，有理不在声高，有情不在冲动。因此，他善于自我约束，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沉着冷静、镇定自若、稳健持重、绵里藏针的气质和风度。
所以，在邓小平身上，人们很少看到他有“挽袖子、拍桌子、扔缸子、甩帽子”，“大发雷霆”、“火冒三丈”、“怒发冲冠”之类的**爆发。在他三次被打倒、身处逆境的日子里，对来自红卫兵，造反派粗暴无理的训斥，他不屑一顾；对来自“四人帮”的政治谩骂，他置若罔闻，不以为然；对来自不怀好意人的旁敲侧击、讽刺挖苦，他置之不理，一笑了之。
邓小平善于“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与他经历广、见识多、阅历深、身经百战的丰富实践分不开的。他遇险不惊、镇定自若、泰然处之的气质特点，是得益于战争环境的锻炼。
邓小平戎马一生，从起兵百色到万里长征，从领兵太行到淮海决战，从挺进西南到进军西藏，走遍了半个中国。以后又在中央工作，几起几落，最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表现出一位稳重的成熟的领导者素质。所以他总能明察秋毫，把握大局，指挥若定，领导有方。
邓小平沉稳、冷静的气质还表现在对一些重大国际外交问题的慎重处理上。在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黑云压城的情势下，社会上有些人一时惊慌失措，但邓小平泰然自若。他告诫人们少安毋躁，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少管别人的事，干好我们自己的事。
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一些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产生怀疑，对前途感到忧虑。邓小平针对这种思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东欧事件发生后，他泰然处之地对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落马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如何同这些国家处理外交关系，国内有些人拿不定主意，外国人也抱着观望的态度。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9页）
一个成熟的领导，必须冷静沉着，遇事不乱，临乱不慌，具有极强的自控能力。无数实践证明，领导者冷静、稳重、能否自控，直接决定领导工作的成败及在公众中的形象。因此，领导者必须时刻把握好自己的情绪，并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一个真正能驾驭自己情绪的领导者应该向邓小平学习，做到：盛怒之时不决策，狂喜之下不许诺；郁闷之际避仇敌，得意之时避密友；喜怒至极宜慎言，烦躁至极应慎行；众怒面前我制怒，众喜面前我抑喜。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从而不因情绪的失控而破坏自己的形象，也避免由于情绪不稳而给组织、工作带来损失。
四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在伟人中，人们常常把毛泽东比作“湖南辣椒”，形容他倔强、执著、自信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把周恩来比作“绍兴的酒”，比喻他的温醇、柔和、谦让和顾全大局的品德，而把邓小平比作“四川辣子”或“辛辣芥末”。这三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个人的性格、风度和气质方面各有特点。毛泽东“刚”，周恩来“柔”，而邓小平则是“刚柔相济”，既有毛泽东的“刚”，又有周恩来的“柔”，他执著而不固执，自信而不自负，温和而不附和，忍让而不迁就，体现出一位刚柔相济的领导作风。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苏之争中，邓小平正是以这种气质，在莫斯科的谈判桌上，有理有力有节地“舌战”赫鲁晓夫，几经交锋，从容以对，击败对方，凯旋而归，铸成邓小平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