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出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以超常规发挥的创新思维和个性，毅然地担负起开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重任。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做出了一系列大胆创新的决策。其中提出对外开放就是邓小平突破陈规大胆决策的一例。
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
对外开放的决策是邓小平首先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突破以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的开拓性创举。
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曾经也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度。但从近代以后，中国落后的其原因就是闭关锁国。邓小平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然而，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闭关锁国而停止发展，正是在这闭关锁国的两三百年间，世界文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当“洋枪洋炮”打进中国来的时候，中国人才大梦方醒，中国已经落后西方了几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曾想加大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往来，但国际政治环境不允许，人家封锁我们，先是把我们逼向“一边倒”。加上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使得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就这段时期，世界经济却再次有了质的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西方国家率先发动，开始了又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西方经济在50年代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从60年代起开始了又一轮快速增长。一些后发展国家，如亚洲的“四小龙”等，利用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而我国这时却正陷于文革内乱之中，从而使得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迅速拉大。
邓小平则认为：不开放不行，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不行，发展不起来。
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针对“四人帮”搞闭关锁国的愚昧无知，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91页）邓小平的这些讲话，都反映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1页）这是他首次正式提出“开放”。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3页）。以后，他又多次明确地讲了对外开放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坚定推动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外开放的领域不断扩大，地域上由沿海发展到内地，产业上由农业、加工业为主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金融、保险等领域延伸，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大开放格局。
对外开放的成绩，有力地推动和拉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走向中国。古老的中国正在对外经济开放中繁荣富强。实践证明，邓小平制定并坚定推行的“大开放”战略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法宝。
3.创办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一个突破口。邓小平不仅是这一重大决策的倡导者，而且自始至终是实施这一重大决策的推动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特别是设置经济性特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经济特区采取开放的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设厂，加工出口或转口贸易，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采取这种成功的经验。到70年代末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经济性特区就达300多个。到80年代末则有近100余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经济特区900多个。
面对世界各国各地区设立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和中央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及广东省的特殊有利条件，广东省一些负责人有了创办出口特区的想法。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的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想法。邓小平高度重视。就在汇报完的当天，邓小平即安排与广东省委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提出了建立特区的问题。他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派当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考察，同两省领导同志一起，研究了试办特区的问题。考察组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确认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具有建立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事后，两省领导分别给中央写了试办特区的请示报告。
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两省的报告，同意在广东和福建的厦门4市，划出一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察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我国特区最初被定名为“出口特区”。当时叫这个名称，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1980年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把我国要办的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这个名称表明，我国要办的特区，一是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而不是单一经营工业的加工区。二是经济特区，而不是政治特区。邓小平十分赞成采用“经济特区”的名称。他曾说： “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通过并颁布了国务院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这4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域范围。
为了借鉴外国经济性特区的做法，1980年9～10月份，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及深圳、厦门两特区负责人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6国的9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并向中央作了汇报。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从1980年下半年起相继投入开发建设。
对办特区，无论是在高层领导还是基层群众，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而特区建设，经过4年的艰难创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在建设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干扰了特区建设的顺利开展。
经济特区的决策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怎样办下去？中国和世界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这几块新土地。邓小平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1984年春节前后，进行了他的特区之行。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后的结论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对特区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并分别为深圳、珠海、厦门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于2月24日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他首先强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谈到特区的成就，他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页）。对经济特区的作用，他概括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1~52页）他对进一步开放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其一是“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其二是“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其三是“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
邓小平的视察和指示，不仅消除了一些人的疑虑，而且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基地的扩大和步伐的加快。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
此后几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按中央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的外向型经济的要求，逐步确立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目标及其基本框架。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向外宾介绍深圳的发展情况时说：“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
为了落实邓小平“开发海南”的指示，1987年4月，中央就开始研究在海南实行特殊经济政策。6月12日，邓小平向外宾介绍海南岛情况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9页）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立海南省，同时划定海南岛为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不断发展，又进一步，推进了我国沿海开放格局。自1987年以来，国务院又先后批准扩大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经济开放区。进入1990年，中央又作出了一系列促进长江流域全面开放的重大决策，其中包括开放上海浦东，开放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等中流沿江港口等，由沿海向内地推进。
1992年初春，邓小平再次踏上他8年前视察过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看到经济特区的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他十分高兴地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经济特区的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迈进21世纪。邓小平的创造性决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决策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一种理性的认识，由于客观事物变化的无限性和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决策条件有不可控的因素，这就难以保证决策一定是正确无误，而要承担决策者不希望出现的坏结果，因而具有风险性。因此，在进行决策时，胆子要大但是步子要稳。只有胆子，不避风险，决策不稳，这样的决策是逞匹夫之勇，其结果必然是失败告终。决策要稳妥，步子也要稳，这才是明智的领导的决策应有之义。
“胆子大，步子稳”是邓小平领导决策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战争年代，这是战胜敌人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和平年代的领导工作中，邓小平也以其一贯作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改革家都是要冒风险的，历代的变法、革新之士莫不如此。
邓小平主张和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其风险程度，较之以往的那些革新、变法的风险，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老祖宗没有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老资格的苏联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最终陷入了死胡同，到20世纪80年代末顷刻瓦解了。建国后，我们曾一度照搬过苏联的经济模式，也没能获得成功，特别是经过十年“**”的动乱，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办？自己没有经验，老办法不行，照搬别国的又行不通，这就必须拿出新办法，制定新政策，探出新路子。那么，新办法、新政策、新路子是什么呢？邓小平这样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
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崭新的事物，怎么搞改革开放，一切都需要试验。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就是一场试验，是一个大胆的试验，一个重大的试验，一场伟大的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大试验，是探索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既然是一场试验，是一种探索，就意味着有风险。这一点，邓小平不是没有预料到，但他保持乐观的态度，相信改革能够成功，能够实现改革的目标。他说：“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邓小平为了避免大的风险，不犯大的错误，就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原则，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我国的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农村、城市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个层次。因此，邓小平认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全面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逐次推进，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否则就会欲速则不达，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为此，邓小平又要求改革步子要稳。为求稳妥，在改革方面，他首先把改革的起点放到了农村。
中国改革的起点放到农村而不是城市，邓小平这一决策是谨慎稳妥的。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页）因为在邓小平看来，只要稳住了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这个大头，改革开放的风险就小了。改革开放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但是，从农村开始实行责任制，才是走稳当的步子。并且，对于包产到户，实行责任制的方法，邓小平已有许多的经验可循。
新中国成立后，1962年各地农村自发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其中有的地方就曾实行过包产到户，1975年进行全面整顿时，四川省就在农村实行过包产到户、责任田的形式。这些做法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实践也证明这些经验是有效的。因此，改革从农村开始风险要少得多，最后事实也证明了。后来，邓小平也欣喜地说：“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由于起步稳，接着邓小平是从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中，看到了对城市改革的希望，充满了对城市改革的信心。“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0页、第117~118页）于是，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城市的经济体制以及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改革措施相继出台，我国改革开放出现了由浅入深、有条不紊的大好局面。
结果，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虽然是有风险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但是由于步子稳当，并没有出现大的风险和失误，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和仿效。1978年和1985年美国《时代》周刊曾两次把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向世人推介。
领导决策失误不仅会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而且也会损害自己的形象。稳当决策是领导工作的基本要求。那种作决策前不进行调查研究，不作科学论证，只凭自己的老经验，想当然地作出决定，“拍脑袋”的“情况不明胆子大，胸中无数点子多”的决策方法是与邓小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决策方式背道而驰的。一位对党对人民负责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决策，勇于决策，又要稳妥决策，力避决策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