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邓小平由瑞金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7月，会昌县委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委成立了江西军区第三全战分区，分区指挥员由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担任。在接手这项新工作之前，钟亚庆是有一些想法的。他回忆说：“7月中旬的一天，会昌军事部文书曾友松接到县委通信员专程送来的委任令，对我说：‘老钟，你当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的委任令送来了。’说着，给我读了委任令：‘命令钟亚庆同志到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任指挥员，仰即到职，努力工作，此令。江西军区司令部。’我想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不去是不行的。我对老曾说：‘我去，你也跟我去。’曾友松说：‘你不一定说得准。’我说，我会向小平、屏汉同志报告的！
第二天，我到县委找到屏汉同志，提出了我的要求。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我听后随即到了小平同志房间里，屏汉同志也跟着进来，我说：‘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老曾跟我去。’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我知道他有一支曲尺、一支驳壳，便说：‘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小平同志停了一下，屏汉同志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小平同志接着爽快地说：‘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屏汉说：‘晓得了！’小平同志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驳壳皮带、近百发子弹都交给我，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我应了一声‘唔’，兴奋地告别了小平同志。”（《邓小平交往录》第253~254页）
不久，军区又派来了参谋长、副参谋长等人，这几个同志都是从正规红军部队调来的，钟亚庆担心领导不了，就找到邓小平，谈了自己的顾虑。邓小平一听，鼓励说：“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不用怕，不要自轻，要有信心，有问题就同我讲。”
邓小平同志一番话，立刻给钟亚庆壮了胆，他马上精神饱满地投入创新的工作之中去了。
邓小平做领导者，并不是高高在上，不近人情，对于下级的工作，他是一位可亲的师长，满腔热情地支持，悉心指导，使下级在帮扶中成长，做好工作。
邓小平对下属的工作很支持，并且常常考虑得很细致。但是，他支持下级时往往是润物细无声，在人不知不觉中给以助力，以帮助他们做好事情，打开局面，开拓前进。
1947年2月底的一天，邓小平在野战军司令部对民运部长穰明德说：“蒋介石已在花园口决口，企图将我军阻止在黄河以南。部队现在准备北撤。你必须发动群众，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把渡桥搭好。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将配合你工作。”
为了争取时间，邓小平决定用司令部的一部吉普车送穰明德去。临行，他又突然说：“我送你去，顺便看看地形。”
到了黄河岸边，穰明德陪同邓小平视察了桥板和用作架桥的高粱秆等物资，随后他们立即召开地方干部会议，研究有关问题。离开前，邓小平还特意说道：“架桥工作一律服从段君毅、穰明德两同志指挥。”
事后穰明德才知道，邓小平亲自送他去，是为了帮助他打开工作局面的。
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正挥戈南征，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刘邓首长将野战军直属机关和预计到新区工作的党政干部及一部分队伍编成直属纵队，指定李达参谋长兼司令员，郭开鸣副参谋长兼副司令员。但因刘邓李郭首长须率六纵队先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汝河以南的彭店，去指挥整个中原战场。所以，邓小平决定选一名政委在河北负责直属纵队强渡汝河的具体工作。于是立即召集各部负责人的紧急会议，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认真地向大家问道：“你们认为直属纵队需不需要一位政委？”
“需要！”大家回答。
“好！那我就推荐一位，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以后就服从他的指挥。”
邓小平略停片刻，继续说道：“我就推荐民运部长穰明德同志，怎么样？”说罢，邓小平环视了每一位同志。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穰明德知道，邓小平这次是有意要自己担任这一重任的。
穰明德受命后，立即组织队伍作渡河准备。黄昏前，已渡过汝河的刘邓首长派参谋送给一封信，穰明德一看那熟悉的字迹，就知道是邓小平亲笔写的：
“形势十分严峻危急，我们已打开突破口，桥头的阻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了。你们务必要紧急动员，文件能带出来多少就带多少，不能带的就销毁，人尽量都带过来。请你们作出最大的努力，预定集结地点彭店——彭店见。”
邓小平及时指导，使穰明德的工作有了方向，经过强渡，部队全部胜利地到达了汝河南岸。
在领导工作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培养、使用人才时，还常常为他们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启发他们的工作思路，使他们做好工作。
1942午初春的一个夜晚，一二九师医生肖战国背着药包到师首长和机关住处去巡诊。当走到邓小平政委的门前时，他想起了前几次同卫生处长韩卓然来巡诊时，邓小平政委每次都提出一些关于医药方面的问题，而他由于只读了两年卫生学校，经常回答得不全，丢三落四。邓小平总要给他们纠正或补充。这次一个人来巡诊，不知邓小平又要问什么，能回答得上来吗？这时，他就像一个底气不足的考生即将走进考场那样内心忐忑不安。
正当他在门前迟疑时，只听屋门“嘎吱”一声，邓小平从屋内走了出来。
“哦——是肖医生，请到屋里坐。”
邓小平热情地把他让进屋。
“政委，近来身体好吗？”在一把旧木椅上坐定后，肖战国对邓小平说明了来意。
“谢谢你们的关心。不过，病魔对我有些惧怕，轻易不敢往我身上附。”油灯下，邓小平风趣地说。接着，他又关切地询问部队的发病情况和药品供应情况。
当时，部队在太行山区，山区有痢疾、疟疾、流感等疾病流行，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部队的药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缺。许多病伤员就是因为缺少药品治疗致使病情加重，甚至牺牲。卫生处的同志都在为此事着急。
邓小平听到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说：
“是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死我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点办法。”
说到这里，邓小平沉思了片刻后说：
“其实，药还是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药物近两千种，我们这么大的太行山，怎么会没有药呢？前些天，我们在村口散步时，就看到路边有野**、柴胡、马齿苋，这些都是中草药，有消炎和清热解毒作用，采回来用，不是也可以嘛。当然，还有其他药，你们可以到群众中请教嘛。”
接着，邓小平继续语重心长地说：
“历史上，我国的医药曾经比西方进步得多。华佗在1700多年以前，就采用麻沸散内服，进行剖腹手术。后来，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我国的医药落到了后边。将来，我们一定要让我国的医药学和其他科学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邓小平的话使肖战国开了窍，他回去后，在邓小平的指点下，门诊所的同志积极向当地群众请教，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河滩上采集了许多野**、柴胡、金银花、元胡、蒲公英、白扁豆、翻白草等中草药，扩大了药品来源。
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当下属把工作计划、有关情况讲清后，邓小平认为方案可行，就果断拍板，全力支持下属去开展工作，这是邓小平一贯的领导作风，这样坚决的支持常常能增加下属工作的信心和勇气。
没有人才，成就不了大事。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每当重要历史关头，每逢在重大战略任务，更需要杰出的人才，因此，作为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不仅要善于认别发现人才，还须善于育人用人，学习邓小平的用人之道，领导者才能培养人才，凝聚人心，使人才跟随领导者一起为完成工作目标而奋斗。
六真诚鼓励，真心理解
邓小平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9页）
无论是指导千军万马推翻蒋家王朝，还是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使用人才上，邓小平从来都是热情鼓励，真心理解，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在工作岗位奋力进取，充分发挥积极和创造性。
1946年4月的一天，刘邓首长把曾克请去了。
一进屋就看见了邓小平。邓小平一见曾克来了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让警卫员快去请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曾克这才注意到方桌上堆满了书和杂志，一本打开的书好像是外文书。
刘伯承、张际春来了。曾克连忙起身敬礼。“听说你是三纵来的，谈谈对部队的印象吧！”刘司令员说。
“我下去的时间短，只跟十九团去看打李守信，体会了下火药味。”曾克说。
“他们对你怎么样？”邓小平关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