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表达能力是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对一个能说会道的领导者，人们往往会陡生敬意；而对一个舌笨的领导者却往往缺乏信心。列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物的能言善辩，他们杰出的文采和口才曾使不少人心潮激**、热血沸腾。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代卓越领导人，其才华也突出表现在笔头与口头表达上。他博古通今，融贯中外，思维敏捷，才智过人，常常妙语连珠，佳话连篇；他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语言简洁朴实，却意蕴千钧；他说话幽默，谈笑风生，坦诚而亲切；他机智灵活，随机应变，任何复杂情况下都能从容自若，应对自如。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辟论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滔滔雄辩，无不闪耀着真理与智慧的光芒，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华与魅力。
一言简意赅，提纲挈领
文不在长，话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妙。
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用最经济的语言输送出最丰富的信息，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本领。邓小平说话写文章简明扼要，准确精练，提纲挈领，很有口才和文采。
1937年10月，张香山从上海来到晋北，几乎同期到达的还有几个留日学生。他们被安排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下午，宣传部王科长通知他们说时任总政副主任的邓小平要接见他们。
随着王科长，张香山一行人走进了邓小平的住房，王科长向一个约摸30岁左右的同志敬礼，他们也行了礼。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站起来，向张香山他们回礼。
邓小平个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显得精明强干，身上穿着一身灰色的洗得有些发白的粗布军装。他的住室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有几本书和一些文件，炕上一条毯子和一床叠得整齐的薄被，墙上挂了一个皮挎包。他让大家坐下，叫勤务员给每人倒了一杯白开水。接着就问他们的经历，又问他们来此后对八路军的印象。
由于是初次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谈话，大家都显得有些拘束，回答得不那么踊跃，邓小平看到这种情况，就微笑着说，大家可以随便谈嘛。于是大家又穿插地谈了一阵。
交谈中，邓小平说：八路军正需要知识分子这样的新的血液，所以非常欢迎学生参加八路军。并且指出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而不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发动群众。华北战场中央军之所以败退得这样快，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随即，邓小平鼓励他们要在部队中长期接受战争的考验，并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
临别时，邓小平叮嘱他们：八路军里的战士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文化程度低一些，但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实际经验。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要做到尊重工农干部，两者要搞好团结。如果遇到什么不了解的情况或困难，可以找老干部解决。
这是张香山第一次聆听邓小平讲话。几十年后，他仍记忆犹新，很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他的讲话，提纲挈领，干脆利落，不讲客套话，有些四川口音。这次说话不到两小时，但对我们初到八路军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很有教益的。同时也使我们感觉到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什么官架子，平易近人。上下级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关系。”（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424~425页）
邓小平平时说话不多，概括性很强，点到为止，但很能抓住要害。
1948年2月，四川干部队从晋绥临县出发南下，5月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西区党委驻地——鲁山。在那里，邓小平接见了川干队的负责人江震、杨超、程占彪等，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要川干队暂时留在鄂陕边区工作待命。邓小平要江震去陕南后方当县委书记，并说县一级建制既是战略单位又是战术单位，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当好省委书记。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川干队抵达陕南后，对所有的干部都按工作的需要进行了分配。为了使队员多受一点实际锻炼，按照当时“两头往中间挤，一律提任副职”的原则分配工作。多数县以上领导骨干，都没有按原级别职务进行安排。
1949年8月，江震奉邓小平电令赴南京接受任务，陈野苹也随同前往，9月他们到达南京时，邓小平已去北京。江震同陈野苹又赶去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邓小平。
汇报时，江震开头就说：“我到陕南后没有实现小平同志的指示，没有做县委书记，而是先做了地委副书记，以后又做了地委书记。”
江震的话似是检讨，又非检讨，因为他的工作是组织上安排决定的。邓小平听了他的话立即干脆明确地说：“那个不算，不入党表。”
邓小平的话言简意赅，极富回味。这八个字意思是说，江震在那里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下放锻炼，今后的工作分配不以那里的工作职务为依据。后来陈野苹感慨地说：一句话八个字，就让人感受到了小平同志的性格。
1949年12月初，重庆解放不久。有一天，邓小平召集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和干部处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开会，讨论干部工作问题。
当时重庆市才接管，各系统、部门、单位都要进行整顿，需要一些得力的干部。陈野苹当时是干部处长，他在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后，张际春部长和江震副部长又做了补充。
最后邓小平讲话，他分析了当时重庆的情况后，对于当前的干部工作的急切任务只讲了九个字：“挂牌子、搭架子、摆摊子。”
这九个字通俗易懂，含义明确，而且准确地把当时干部工作的任务提纲挈领又简单明了地说了出来。
邓小平在领导工作中，交代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非常明确，原则非常坚定，具体方法他并不多讲，给人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让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的领导艺术之一既抓得紧，又放得开，体现在他的领导语言艺术上就是言简意赅，提纲挈领。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处于关键时期，领导工作作为一位领导者任重道远，学习邓小平的语言艺术，能够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实现领导目标。
二干脆有力，掷地有声
邓小平语言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干脆有力，掷地有声，给人很强的震撼力。
1947年12月，刘邓转战大别山。
当时，国民党在大别山制造“清区”——肃清了共产党的地区。由于反动派的恐吓，群众不敢公开接近解放军。部队连找一口做饭的锅都很困难。李达参谋长向指挥部的同志耐心动员：“同志们，大家应多想办法。我们长征的时候，没有锅，用脸盆、茶缸子做饭，也解决了问题。你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另外，你们还可以派人到周围小湾子去借锅。”李达参谋长又特别强调，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借到了锅，用后一定要送还，并且要付钱。刘邓首长亲自到各处查情况，发现有违纪行为就抓紧追究。时值寒冬腊月，邓小平等首长的军棉袄和青年战士穿的一样单薄。一次，刘邓首长来到了机要处，机要处副主任黄兴正见状，吩咐警卫员找点稻草烧堆火，让首长烤烤手。
邓小平听了，便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
“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这话语掷地有声，马上传遍了部队，大家尽管衣单寒冷，生活困难，但是，一个个都遵守部队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终于换来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大别山地区站稳了脚。
1947年11月，李先念带了一批中原突围的干部到了大别山。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对中原突围时的某位领导有意见，难以说服，影响了情绪，已有两位领导去做工作，效果仍不明显。
一天，刘邓首长到这些干部驻地。邓小平不顾这些干部发牢骚，便大声宣布：“同志们！今天刘伯承和我来同你们谈谈形势、任务和工作问题，现在请刘伯承先讲。”
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说，刘伯承讲得很好，他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讲了几点：
一是有的同志对中原突围中个别同志指挥上有意见。对中原突围的指挥，不只是刘邓，你们也是有权利议论的。但据我所知，党中央、毛主席评价突围是非常成功的。
二是至于你们对某些个别同志指挥上的意见，刘邓也没有权利反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是一员身经百战的战将。当然谁也不能保证每位战将在每次战斗中都打得那么理想，指挥上没有缺点甚至失误。
三是同志们对个别同志有些意见，这并不奇怪。我们党有个光荣传统，允许同志们在工作上有意见，允许提意见，还允许保留意见……刘伯承讲得好，现在整个形势很好，但困难也不小。越困难越要团结，通过艰苦努力战胜困难，出色地完成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你们都是营以上干部，又是“老大别山”，情况熟悉，经验丰富，是重建大别山的骨干力量。你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的一席话简短有力、果断坚决，使听者心情舒畅，问题迎刃而解。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句句有力，声声震耳，给人们留下了一次很深刻的印象。
在大会上，邓小平首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
首先讲到军队的现状，邓小平说：“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