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日，杨大发又约我到岳池县去卖灯草，挑到离三村100多公里的南部县去卖。有一天，在南部县住老鸦岩陈老板的栈房。我们身上无现钱，想拿灯草抵房钱，陈老板不依，杨大发火冒三丈地说：“也亏得是解放了，要反转去些年头，老子随便打个招呼，叫你生意都做不了！”
汪大才反映的情况则更为重要：1952年8月，杨大发夫妇在坡上掰嫩包谷时发生争吵。开始杨大发又凶又恶，可当田德俊戳背脊骨说：“你跟我歪啥子？把你的历史背一下，现在人民政府到处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上去坦白？”杨大发马上就变得来哑口无言。
1952年12月，杨大发曾拿了一个一钱多重的金戒指到南充卖了16万元（旧币），不久又把田德俊的红呢子大衣拿到南充去卖了4万元。
滕明清反映：这里解放那天，杨大发跟着我们一路来到三村，杨大发穿的是黄呢子衣服，手上还戴着块手表，田德俊头上烫了发，住进村后听见有人说她是披毛鬼，才改梳了一个和当地婆娘一样的“饼饼头”。
老农民胡德清反映：我和杨大发同在一个互助组，又是隔壁邻居，有一次听见隔壁杨大发对堂客气冲冲地说：“依得老子过去的脾气，早就杀掉他妈的几个了。等着吧，将来还是我们的天下！”
村干部则反映：杨大发的象棋下得很好，他帮哪个抱膀子（即帮忙），哪个就赢。他不识字，可记性特别好，夜校老师教一个字，他认得一个，还讲得出这个字的意思，很快就认到300多个字，当上了学习模范。平时杨大发讲话知书识礼，有板有眼，不像是个睁眼瞎子（即文盲）。村上开会，他讲得头头是道，上头下来的干部都喜欢他。
农村调查结束后，侦察员清理检举材料，发现1951年川北党校学员滕志远（小学教师、国民党员）的一份检举里写着：“解放那天，我家青居乡三村来了一对陌生男女，第二天请了保甲长吃饭后住了下来。我父亲是地主，又是邻居，那男的常来关心安慰我，还约我和他一起做生意（未成）。南充“五·五”暴动（中统特务胡伯洲为首组织中国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三个团两千余人，1950年5月4日、5日在南充县附近芦溪、东观等40多个乡镇暴动，失败后胡率残部缩回老巢凌云山。我解放军于5月5日夜包围凌云山，6日晨分兵4路发起总攻击，彻底粉碎了暴乱。此事件被称为五·五暴动）时，他在河边对我说，他原在抗日沦陷区和西南长官公署当差，解放前一点才跑到川西，成都解放时准备坐飞机到台湾，因情况变化，全组18人乘车到华蓥山，途经蓬溪时川北解放，各人分散走路到华蓥山。他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国民党不久就要转来重坐天下。”
为识这位模范贫农的真面目，侦察员两到青居乡和平三村，结合普选，组织合作社，推广合理密植等工作，和农民同吃同住，继续开展调查研究。
永安乡邮政代办员罗克卿反映：1952年底，杨大发寄信给重庆田德俊的娘屋人，说在成都做生意不成，现在南充县青居乡安了家，分了田地，得了一个女儿。回信交南充县南溪罗克卿收转田德俊。
侦察员趁杨大发不在家，登门找田德俊谈互助组转合作社的事。摆谈中，田德俊说出她的老家在江北县洛碛镇，母亲田映贞尚在世。
侦察员立即到赶到江北县洛碛镇找到了已经73岁的田映贞。田映贞说：“田俊德是我兄弟田万顺的女儿，9岁父亲死后就抱给我做女儿。18岁与桂花村胡金结婚。一年后跑到重庆，与泥水匠戴福游结婚。过后又改嫁给一个听说在大溪沟国民政府里做事的人。两口子结婚后只回来过一次，那男人姓杨，叫啥名字我都记不得了。直到去年从南充来了一封信，我才知道田德俊嫁那男人叫杨大发，信上说她眼下已经在南充安了家。”
田德俊的原配丈夫胡金说：“田德俊跟人跑了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在重庆市总工会提供的档案里查到了戴福游，但他已在1952年病故。
侦察员到在重庆市公安局掌握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重庆卫戍司令部名册中，未发现杨大发的线索，访遍重庆烟摊、卖水果的摊贩，都说不知杨大发、田德俊其人。侦察员又赶到成都，查实保密局派十八名特务到华蓥山打游击一事确实。但这18个人中并没有叫杨大发的。
侦察员回头再访洛碛镇，进一步了解田映贞的家庭情况：丈夫敖炳章已病故，大儿子死后，媳妇叶德芳改嫁不知去向，二儿子敖保三和女儿敖其华，经访问所谈杨大**况，和田映贞所谈大同小异。
访问在田映贞家帮工多年的雷开云，雷说：“我过去多年帮敖炳章开擂房，敖死后仍与田映贞有往来，田德俊最后嫁的男人来过一次洛碛，我听人说那人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做事，威风得很，腰杆上别手枪，提起手铐子到处捉人。”
时在重庆磁器口小学当老师的滕志远证实：在川北党校学习时，检举杨大发的情况属实。种种迹象与线索表明，杨大发很有可能是个隐藏的特务。南充县公安局决定智取杨大发的照片，找在押的特务识别。
两名侦察员三到青居乡，要宣传农业初级社青林社的先进事迹。他们身背照相机，拍了青林社肥滚滚的耕牛，新制的农具，茁壮的禾苗，又照了不少社员的人头像。
“唉，杨大发，你是和平三村的模范社员，你也来照一张嘛。”照相的人热情地叫他。
“你看我周身都是稀泥巴，咋个好意思照相？今天你们先照，等几天我换套干净衣服再照。”杨大发婉言谢绝了。
第二天，社长召集社员大会，宣布说：“青林社评上了全区先进合作社了，需要照一张全社集体像，参加县上的劳模大会，社员一个都不能缺席。”
杨大发夫妇没法再推，只好和大家照了一张集体相。
1955年2月9日，南充县公安局的侦察员带着杨大发的照片和调查材料来到了重庆市公安局。
“此人极有可能就是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市公安局追残小组老陈比较了杨大发的照片和杨进兴穿美军上装的照片后说。追残组立即派出侦察员对这张照片进行辨认。
此时被关押杨家山看守所的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特务头子睁着眼睛说瞎话，看了照片后均摇头说：“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原白公馆看守所的老炊事员陈紫云夫妇、警卫顾有德、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和军统分子陈威等人，以及白公馆脱险志士罗广斌、李荫枫、郭德贤等看了照片后，都肯定地说：“这人就是原白公馆监狱的看守长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重庆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吴国成、申俊章等四位侦察员，来到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定下了携魔妙计。晚上，村长敲了敲杨大发家的门，大声武气地说：“杨大发，明天早上你到银行换贷款条子，顺便把村里的几把椅子带到区公所去。”
第二天上午9点20分，杨大发经过七八里路的跋涉，满头大汗地挑着几把椅子走进了区公所的大门。
“杨大发，你到办公室来一下，有件事情要找你谈谈。”区干部模样的县公安局侦察员向他说。
杨大发跟着区干部跨进了办公室。
“听说当初你负责那个互助组搞得很好，我想找你谈谈你是咋个抓的？我们有个材料需要这方面的东西。杨大发，你请坐嘛。”区干部指着靠墙的一条矮板凳客气地对他说。
这时，另一位区干部已经走到了杨大发的旁边，趁杨大发蹲下身子屁股还没有挨着板凳的一刹那，区干部猛地一掀，将杨大发掀了个四脚朝天。重庆市公安局的4名侦察员飞速从后门冲入。“不准动！”话音刚落，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杨大发，另外两名侦察员一齐扑上前去，将杨大发捆了起来。
“你们……凭啥子抓我？”
“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
“我不晓得啥子黄显声！”
“杨进兴，你不要再狡辩了！你的根根底底，我们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
远在重庆的市公安局领导听说抓到了杨进兴，非常高兴。当即由程诚副局长设计好预审杨进兴的方案，并且着重指出，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的凶手徐贵林已于1950年5月18日在解放碑宣布执行枪决，杨丘山也于1951年在雅安县枪决。这两人均系死硬分子，至死也没有供认杀害两位烈士的罪行。目前，杨进兴是唯一还活着并捕获的凶手，程诚副局长向预审员张先创下令，暂时绕开其他，以杀害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为突破口，今晚务必要把杨进兴的嘴巴敲开。
早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就曾经提出了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其中指出姓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罗世文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负责人，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是1940年3月在成都国民党制造的所谓春荒暴动中被捕的。
面对毛泽东提出的名单，蒋介石顾左右而言他，并随口说罗世文、车耀先二人早已处决。戴笠为掩盖真相，立即密电周养浩指示他将罗、车二人改用张世英、田光祖的化名，隔绝与外界的接触。1946年7月1日，军统局改名国防部保密局，7、8月间，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撤销，犯人移渣滓洞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保密局遵蒋介石密令，责令司法室主任沈维翰、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将罗世文、车耀先等70多名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陆续从贵州密解重庆渣滓洞监狱。特务深知罗、车二人在四川的关系极多，害怕他二人的消息传出去，将他二人关押在重禁闭室，连放风的自由也没有。
重庆解放后，为了侦觅罗世文、车耀先的下落，公安机关从调查白公馆、息烽监狱的变迁入手，压缩寻觅范围。据查，白公馆看守所所长侯子川调任北平看守所长后，由丁义质继任；1946年春，改由张少云代所长，7月，加派杨丘山任副所长兼行动组长；9月，张少云去职，由丁敏之为主任军法官兼看守所长；1947年春，又相继由张鹄、陆景清任所长，并改行动组为看守组，由杨进兴任看守长，周铁生为驻所法官，负责审讯工作。
据西南公安部第四处工作人员刘丕光介绍：在白公馆看守所从未见过罗世文、车耀先。刘是1937年“7·7”事变后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军秘书长、总指挥代表，1938年后任东北联军驻重庆办事处处长，1941年被军统以通共罪逮捕，被关押在白公馆，1942年3月被押往息烽监狱。在狱中他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宋绮云等关系很好，并认识了很多共产党人。1946年8月他被移到白公馆看守所，1947年春由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万福麟等向蒋介石说情保释。
据白公馆驻所法官周铁生供述，他的确没有审问过罗世文、车耀先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