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长征序曲
只知“红军不怕远征难”，怎能不知为哪般。皆知红军长征两万五得胜利，熟知长征缘起？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的壮举，同时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远征。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长征之前，曾发生过什么事？离开创建好的根据地，红军的路在何方？
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红四军于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向闽西、赣南地区，进行大规模转战。不久后，红四军与突出重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共同向闽西地区进发。同年年底，红军在军事上逐渐取得优势，赣南、闽西地区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地方武装。
1930年中旬，赣西南、闽西两地的红军整编为红1军团，共计2万多人。随后，驻扎在湘鄂赣边根据地的红五军和红八军整编为红3军团。两个月后，红1军团与红3军团大规模整编，组成红军队伍中最具战斗力的队伍——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担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担任总司令。这支队伍也被称为“中央红军”。同年10月，中央红军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根据地初见雏形。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革命的种子播撒向人民，革命之花开遍全国。中央红军队伍不断扩大至7万余人，连带地方武装几近10万人。
然而，红军落脚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竟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结各方兵力，下令对红军所在根据地展开大规模“围剿”行动。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把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作为“围剿”的重点，接连展开了三次针对性的“围剿”。
面对蒋介石步步为营的“围剿”行动，中央红军沉着应战，采取了“诱敌深入”等战术，冲破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前三次“围剿”。
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但使曾经夸下海口，要在半年内彻底消灭红军的蒋介石哑口无言，还促使了赣南、闽西地区根据地的融合，形成了总面积为5万平方公里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中，包括21座县城，居住人口达250万人。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也取得了胜利。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随后，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担任主席，彭德怀、王稼祥担任副主席。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各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发展迅猛。
但好景不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左”倾错误逐渐在中央及各根据地占据了领导地位。
1931年初，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主义开始了在党内统治，时隔不久，党领导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动。王明动身前往莫斯科，周恩来被派往中央根据地，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博古接替王明的职位，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博古与王明的思想如出一辙，过分低估了敌人的能力，没有意识到扎根农村的重要性，执意放弃搞游击战，主张与敌人“硬碰硬”。很快，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被宣传到根据地各处。毛泽东强调要认清敌我形势，不要贸然攻打中心城市。然而，这些观点却被认为是“狭隘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职位被撤销，身份一落千丈，在党内备受排挤。
1932年底，蒋介石卷土重来，调集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展开又一轮“围剿”。此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和朱德一再坚持以前的战斗经验，沿用“诱敌深入”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由朱德亲自指挥作战。最终，中央红军在与敌人第四次交锋中险胜。
前四次“围剿”的失利，令蒋介石暴跳如雷。1933年，他不惜出动50万兵力，调配上百架飞机，亲自指挥作战，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第五次“围剿”行动。
自此，中央红军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更新了战术安排，采用“持久战”和“堡垒战”等战略，并且阻隔了中央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封锁了道路交通，目的是彻底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
此时的中央红军共有8万余人，如若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和转移措施，凭借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继续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并非难事。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不甚了解，对农民革命也是知之甚少。他始终坚持“左”倾冒险主义，认为前四次反“围剿”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同属“游击主义”，而是坚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了李德。
在对中国革命战争始末并不了解的情况下，李德开始掌管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大权。他首先提出摒弃“诱敌深入”战略，主张红军全面出击，用“双拳作战”、“短促突击”，预期达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效果。
在得知黎川失守后，李德下令收复黎川，派遣红一方面军冒险进攻。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进攻数次，不但未能攻占黎川，而且损失惨重。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一直处于劣势。他们不但没有总结教训，还气急败坏地把失败的责任推向其他人。曾失守黎川的肖劲光不免成了“替罪羊”，被送上最高军事裁判法庭，判刑五年。
时隔不久，中央红军看到了一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国民党内部产生分裂，第十九路军的将领联合国民党内部人员开始“反蒋”，在福州发动“福州事变”，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称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彻底决裂。
蒋介石“后院起火”，他很快把注意力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到镇压“反蒋”势力上，并抽调部分兵力镇压第十九路军。用于“围剿”红军的兵力大大减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也随之减小。
此时，正是中央红军反守为攻的绝佳时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献计献策，希望能借此机会与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共同协作，扭转当前局势，使中央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博古和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两人固执地认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演一场“闹剧”，或者说是一种欺骗行为，不愿与之建立统一战线。
最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没能抵抗住蒋介石的武力镇压，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草草终结。之后，蒋介石再一次把战斗重心转回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将红军置于死地。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广昌。自此，广昌保卫战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秉承“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坚定信念，击退了敌人的前两次进攻。
敌人两次进攻失败后，很快调转枪口，由东向西转变作战方向，准备钳制红军主力部队。得知敌人改变战略，博古、李德不为所动。他们愚昧地认为构造好的防御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飞机大炮，一直闭口不谈转移阵地，或是改变策略的问题。
4月底，敌人开始集合武力资源，并调配数十架飞机和一个炮兵旅的兵力，会攻广昌。
在敌人的重火力攻击下，李德眼中的牢固工事不到半天时间，已被夷为平地，驻守在工事中的战士大量阵亡。随后的几次进攻中，红军拼尽全力却没能挽回失败的结局。此次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人数多达5093人，歼敌人数只有自身损失的一半数量，成为红军几次反“围剿”中的最大败笔。
广昌保卫战失利，不懂军事的博古和不懂变通的李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彭德怀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与李德争辩起来。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彭德怀毫不留情地指出李德只会“纸上谈兵”，使红军苦心建立起来的根据地接连失守，简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然而，红军将领的指责并没有改变博古和李德的想法。他们仍旧固执己见，坚持展开建宁保卫战。国民党军进行“堡垒战”，李德下令采取“堡垒对堡垒”的作战方式予以应对。这样一来，红军无疑再一次与敌人展开了
“消耗战”。
1934年5月，兵力、武器都不能与敌人正面抗衡的红军，加之错误的战略指挥，最终被迫撤离建宁城。此时，从龙冈、广昌、建宁、泰宁、明溪（今归化）、永安、连城到筠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已经被敌人占领。
在根据地频频失守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依然存在侥幸心理，集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以及地方武装，采取“兵分六路”、“全面抵抗”的战略措施，力求挽回残局。但是，博古、李德终究作茧自缚。红军没能有效地钳制住敌人，反而加剧了敌军的反攻进展，使自己陷入被动。
红军前后经历了五次反“围剿”，由胜利到失败。至此，博古、李德才恍然大悟，不再主张死守根据地，计划进行战略转移。
从“转移”到“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