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只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实化、宁化、长汀及其周边狭窄地带，红军撤离苏区已成定局。
如何实行战略转移？向哪里转移？……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党内成立了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负责此事。三人中，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工作。
红军最初的计划是做一次战略大转移，只是准备前往湘鄂西，与红2、6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至于走多远并没有定数，更没有将“长征”列入计划。对此，李德提出，战略转移计划要封锁消息，只在最高“三人团”中进行讨论。他单纯地认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属于突然行动，不让消息扩散才是成功转移的关键。所以，红军战士们对准备离开苏区的事情全然不知，甚至连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红军高级将领和党内高级干部也不知内情和详细计划。
红军转移计划一经确定，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实施。首先是扩红计划，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红军队伍，除了把地方武装整编到红军队伍中来，还动员根据地的青年参军，相继建立了8军团、34师等。其次是武器弹药的准备工作，苏区内的几个小型兵工厂加班加点，赶制手榴弹和子弹。再次是对苏区内的几所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培养一批掌握卫生、通讯等知识的基层人才，调配到红军各个军团中。最后是从不同渠道获取粮食、武器和弹药，被服厂也在加紧赶制大量军装等。
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逐步加快，苏区中央政府随之将红军的工作进展见诸报端：
1934年5月5日，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发表社论《五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等口号。
19日，继续发表《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要求。
25日，《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即李维汉）关于半个月来扩大红军的谈话，指出未能完成原定计划的四分之一，号召“为无论如何完成红5月扩大二万七千名红军而奋斗”。
28日，《红色中华》再次发表文章，《加紧突击，无论如何要完成二万七千人！》，直至6月初，中央军委总动员宣布，5月扩红运动已经超额完成任务，扩充人数达三万人。
7月5日，《红色中华》刊登文章《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文章强调“必须收集五万条被单来给红军”、“必须及时地准备冬衣”等。
8月20日，《红色中华》报道了6、7月份红军筹款的各项工作内容，并公布“中央财政部的新的筹款计划：9、10、11三个月筹款八十万元”。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队在华侵略的步伐越迈越大。红军准备大面积转移的同时，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相继派出两支先遣队，进行北上抗日，同时也试图为中央红军转移做策应。一支是红军第7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红7军团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方向挺进。另一支是红军第6军团。萧克任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兼第17师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任第18师师长，甘泗淇任第18师政治委员。红6军团突围西征，向湖南方向进发。
中央做出的一系列举措，使战士们开始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战略转移。直至9月底，张闻天在《红色中华》发表了《一切为了保护苏维埃！》的文章，才正式揭开战略转移的“神秘面纱”。文章中写道：
“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根据地……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地放弃某些根据地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毛泽东得知战略转移的消息后，立刻召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各部领导人，对大家说：“我要强调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红军在确定撤离根据地时，中央决定让一部分人继续留守，并设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就在留守人员的名单之中，他在一场战斗中身负重伤，正在于都医院治疗。那么，陈毅是如何得知自己将继续留在苏区的呢？
红军战略转移前夕，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前往于都医院探望陈毅。周恩来迈步进入病房，关切地问道：“陈毅同志，身上的伤好些了吗？”
陈毅摇了摇头，低声说：“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好利索，真让人着急啊。”
紧接着，陈毅问道：“刚才听到外面动静很大，是不是部队有什么行动？”
“我正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呢。”
“到底出了什么事？”
“陈毅同志，现在我军的形势你很清楚，根本没有胜算。中央决定从苏区撤离，到别的地方重建根据地。”周恩来接着说：“这次的转移计划预计在8万多人，同时，也决定留守3万余人，其中包括你和项英同志。你愿意吗？”
“中央？”陈毅提高了嗓门，“现在的中央无非是博古和李德两个人说了算，让我这么一个受伤的人留下来继续斗争，不就是在这里等死吗？”
说完，陈毅意识到自己有些偏激，一改语气：“为什么偏偏让我留下来？”
“现在你尚未痊愈，还不能进行长途跋涉，更何况你既懂军事又会打仗，和项英同志共同领导队伍继续斗争，再合适不过了。留下来的人中，三分之一是伤病员，这样的队伍不好带，只有你才能担得起这份重任。项英同志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表示‘主力部队很快就会凯旋归来的。’选择让项英和你留下来，也是组织对你们的信任。”
周恩来的话，让陈毅回想起自己与毛泽东、朱德从井冈山来到江西，创建中央苏区的一幕幕情景。对于苏区的建立、发展和壮大，陈毅付出了汗水和鲜血，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熟悉。如今，要留在这里，保护这片残缺的苏区，陈毅坚定了信心。他肯定地说：“我同意留下来！主力部队安全撤离以后，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周恩来继续向陈毅介绍情况：“主力红军出发后，中央苏区会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你和项英、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负责中央分局。项英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会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你担任主任，副主任是梁柏台。其他留守的人还有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等人。”
周恩来见陈毅脸上浮现出一丝担忧的神情，问道：“你们接下来的处境会很危险，而且困难重重，你对未来怎么看？”
陈毅思索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如今，敌强我弱，最好的办法恐怕是上山打游击。”
就这样，陈毅接受了中央的安排，与红军第24师、当地武装队伍和大批伤员，留守在苏区，准备与敌人周旋。
10月9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联合发布《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明确指出：“在突破敌人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战斗中，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必须保证由政治上最强的部队担任侦察、警戒与后卫任务。政委与政治部，必须正确地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战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
不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和疾病现象，必须先采取有效地克服办法。”
同日，红1、5、8、9军团分别向瑞金、于都、会昌等地集结。红军战略转移迫在眉睫，紧张的编队工作开始了。
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被整编两个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由红军总部直属部队、干部团和各学校组成，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钟伟剑任参谋长，王首道任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纵队的代号是“红章”，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卫生部、供给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组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
其他各军团的工作安排是：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第1军团，代号“南昌”，居左翼；紧随其后的是第9军团，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红3军团，代号“福州”，居右翼；后面是第8军团，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四支军团分别从左、右两侧，掩护一、二野战纵队前进。第5军团由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担任守卫，最后撤离。
临行前，中央下达了训令：目前我们正处在紧急转变的关头，英勇无敌的红军，正担负着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任务。在战斗上，正由短促突击的阵地战转到广大区域的运动战；在行军上，正由苏区转到长途行军与作战的白区，首先打击正面敌人，突破敌人封锁线。
10月10日，在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的率领下，第一、二野战纵队同红军第1、3、5、8、9军团，共计8.6万余人，按照原定计划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毛泽东和王稼祥因伤，被安排在军委纵队中，坐担架同行。
对于中央红军临时战略转移的事实，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作了客观评价：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李德）同志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中央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修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促的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说不是严重错误。”
事实上，红军大举迁离长江以南的各革命根据地，主要以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为首，其他各部队分别是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近3000人，退出鄂豫皖苏区，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成为了第二支开始长征的队伍。次年9月与上述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