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趁着敌人放松警惕之时，敢死队员们拽着悬崖上的小树，慢慢向前移动。战士们的衣服被冰冷的河水打湿了，手掌被树枝划破了，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战士们来到桥边，摸黑抓住桥下的横木，用手臂悬挂着身体，以不停地倒换手臂的方式向前挪动。突然，一名战士没有抓牢横木，“扑通”一声掉入河中。桥上的敌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向桥下发动攻击。
另外的两组战士趁敌人集中火力攻击桥下时，迅速向敌人抛掷手榴弹，随即冲进敌人的防御工事。敌人惊慌失措，吓得四处逃窜。红军战士们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在此期间，王开湘带领的1、2连也成功翻越悬崖峭壁，居高临下，不断向敌人的炮楼内抛掷手榴弹。6连的战士们有的向敌人开枪射击，有的抡起大刀，与敌人殊死搏斗。
经过激烈的争斗，红军彻底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抢占了木桥。敌人兵败如山倒，逃之夭夭。红军战士向腊子河两岸追赶，不断扩大战果。自此，有“天险”之称的腊子口被红军彻底攻克。
攻克腊子口后，红一军团政委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层，伫立良久，慨然长叹。他想，关非不险，路非不难，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独行的“红25军”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全军2900余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退出鄂豫皖苏区，向陕甘苏区转移，成为第二支开始长征的队伍。红25军是长征中唯一独立行军的队伍，而且指战员的平均年龄较小，可以称得上是红军队伍中的“学生军”、“儿童军”。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
1934年11月26日，红25军到达独树镇附近时，被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袭击。军长程子华当即决定，与敌人决一死战，不料却出现了突发状况。
天气寒冷，枪栓冻住了，无法射出子弹。程子华、吴焕先和徐海东商量决定，用火点燃干草堆，既能烤热枪栓，又能取暖。敌人见红军没有动静，再次发起了攻击。只听红25军几十挺机枪、上百支步枪突然齐鸣，吓得敌人边叫嚷，边撤退。
红25军击退了敌人的首轮攻击，而如何冲出敌人的层层包围才是关键问题。徐海东派红223团进行突袭未果，随后决定全军镇守阵地，伺机夜间突围。
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红25军击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夜晚降临，红25军在地下党交通员的带领下，秘密穿过敌人封锁线，准备突围行动。
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子弹上膛，时刻准备与敌人展开独树镇一战。随着红25军指挥员一声令下，独树镇战役打响。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红25军没有退缩、没有畏惧，凭借顽强的斗志奋勇杀敌，最终突围成功，取得了独树镇战役的胜利。
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和军领导在庾家河的一间药铺内召开会议，讨论创建陕南陕边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会议期间，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枪声，国民党军第60师突袭庾家河。
程子华、徐海东迅速率队与敌人展开拼杀，一举夺回东山坳口。随后，红224、225团联合抢占坳口两侧制高点，协助红223团击退敌人。此次战斗中，程子华、徐海东均负重伤。在这种情况下，军政委吴焕先孤身率领部队，英勇奋战。军部司号长程玉林由于下颚受伤，不能吹响冲锋号，就在原地向敌人抛掷数枚手榴弹。当敌人发现他时，他毫不退缩，直至牺牲。红224军团团长叶光宏在激战中，失去了一条腿，仍然坚持战斗。机枪班的战士不断向前冲锋，他们倒下了，后面的战士捡起枪，继续完成使命。
经过近20回合的殊死拼杀，黄昏时分，凶恶的敌人终于被击退了。是役，虽然歼敌800多人，可是由于短兵相接，红25军损失也很大，红25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全军牺牲190多人。
1935年9月7日，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宝安县豹子川，并在此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任军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9日，红25军与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于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
在庆功会上，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等人站在主席台上，感慨万千。刘志丹大声宣布：“红25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一支屡建奇功的部队。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决定，红25军团和陕北红军整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红25军是长征中的“独行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实现了北上的目标。“红色的青年战士之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军歌嘹亮，这是红25军的战士最常唱的一首歌，他们正如歌词中唱的一样“不怕牺牲，无坚不摧”。
红25军是长征中一支特殊的队伍，经过数次激战，兵力不是逐渐减少，而是不断增加。由最初的2980余人最多增至4000余人，直至长征结束仍有3400余人的兵力。这一特点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堪称奇迹。
长征中的女红军
俗话说“巾帼不让须眉”，在长征中有一支特殊的连队，除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和其他伤病员以外，其他队员都是女红军。
中央红军随军的女红军大多是党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将领的妻子。她们组成了干部休养连，和其他战士一样，负重10公斤，日夜兼程。
长征途中，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负责宣传工作。她随身携带着红军剧社的剧本，经常往返于各个部队之间，相比之下，比别人多走了很多路。然而，李伯钊却从不抱怨，走到哪里剧本就带到哪里。直到红军走到湘江边，下令轻装上阵，李伯钊才把剧本留在了原地。
1935年秋，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李伯钊在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开办文艺训练班。后来，被张国焘部扣留，没能跟随红一方面军前行。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才将李伯钊调配到红二方面军继续负责宣传工作，并跟随部队一同北上。李伯钊前后三次通过草地，吃得苦是其他人的几倍之多。
部队考虑到女红军的体力问题，为她们提供了马匹，女红军们却坚持徒步行军，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女兵，在长征中却从没掉过队。她告诫自己，不能因为缠足就比别人走得慢，甚至爬山时还努力超过其他队员。
康克清是朱德的妻子，在女红军中算是力气较大的一位，总是比别人多扛几杆枪。红军到达延安后，康克清对外国记者史沫特莱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对于贺子珍来说，长征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时她已怀有身孕，随军远征使她比别人承受了更多的苦痛。红军二渡赤水时，贺子珍生下了一名女婴。由于红军队伍无法在赤水停留，需要立即转移，贺子珍只好把女儿托付给当地一对夫妇。此后，贺子珍与自己的亲生骨肉便失去了联系。有一次，贺子珍为了掩护伤员，身负重伤。住院时，她还叮嘱说：“不要把我受伤的事告诉毛泽东，免得影响他的工作。”据他人回忆，长征中贺子珍常常念起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35年春，相继有三位女红军分娩。由于当时环境所迫，不得不把婴儿转送给当地百姓。母子分离，对于女红军来说是无法抹去的伤痛。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随队一同长征。她的身体较为虚弱，抵抗力差，高强度的行军使她患上了肺结核。红军过草地时，邓颖超掉进了沼泽地，后来被战士们合力救出，可谓有惊无险。
蔡畅算是女红军中的领头人。她生于1900年，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留学法国，在那里恋爱、结婚。她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长征途中，蔡畅以其独立、坚强的个性带领着大家前行。她常常给战友讲述自己在法国的见闻和趣事，还带领大家一起唱《马赛曲》。
女红军们在长征中不光有悲伤和痛苦，爱情也经历着考验。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刘英与张闻天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已相识。1933年，张闻天向刘英求婚，刘英则希望通过长征来考验张闻天的忠诚。经过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两人终于在瓦窑堡成婚。
红一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0名。她们是长征中的巾帼英雄，她们依靠顽强的毅力走过了长征，她们的名字值得铭记：
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周恩来夫人）；
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蔡畅（李富春夫人）；
中央局妇女部长李坚真（后与邓振询结婚）；
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刘英（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
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刘群先（博古夫人）；
前线司令部指导员康克清（朱德夫人）；
军委机要秘书贺子珍（毛泽东夫人）；
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李维汉夫人）；
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钱希钧（毛泽民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