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敢死队员，都配有短枪一支，子弹百余发，身挂手榴弹，背插大刀。突击时分两路：一路顺河岸的崖壁前进，准备摸到桥肚底下，攀着桥柱运动到彼岸；另一路两个组，先运动到桥边，等第一组打响，两面夹击，消灭桥上的敌人，夺取木桥。
……
敢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一脚实一脚虚，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浪花溅湿了他们的裤子，汗水又浸透了他们的上衣；崖壁上带刺的野草扎破了他们的手和脸。……
我听见枪声，立即带领一排的十个同志，趁敌人只顾朝桥下射击的机会，冲到桥边。先向敌人摔过去一排手榴弹，接着冲进了敌人筑在桥头上的立射工事。敌人根本没提防这一手，慌了手脚，乱作一团。
我们杀向桥头。桥下的同志也从岩石下铺了出来，他们不顾桥上敌人的射击，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喊着冲杀声跟敌人肉搏起来。桥窄人多，我们的大刀在短兵相接中，大大发挥了作用。一排长抡起大刀，如同武术家练武一般在敌群中挥舞。突然，他被一颗流弹击中了。他踉跄了一下，又站定脚跟，大声呼叫：“同志们冲呀！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一排长的
负伤，大大激怒了我们，十几把大刀，见着敌人就劈。不一会工夫，敌人就支持不住了。
正当我们拼杀得非常激烈的时候，突然从敌人后由面上升起了一颗白色信号弹。这是一、二连迂回成功的信号。接着，又有三颗红色信号弹从我们的背后升起来。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四颗信号弹还没有熄灭，冲锋号、轻重机枪、迫击炮和呐喊声，从四面八方一齐响了起来。正在与敌人拼杀的勇士们，立刻勇气倍增，大刀挥舞得更欢。被我们杀得懵头转向的敌人听到阵地后面也打起来，周围的枪炮又连天响，以为被红军四面包围，摔下枪支就仓皇逃命了。
这时天已拂晓，我们的敢死队员，又紧紧追杀溃逃的敌人。敌人如同丧家之犬，一群群没命地向后跑。暂时还没有遭到致命打击的敌人，见成群的败兵乱窜，也不敢射击了。沿路丢的枪械子弹不计其数。我们的战士越追越有劲，疲劳、饥饿早已丢在一边。有的追着追着，嫌自己身上背的手榴弹太重，就干脆搁在一边，手擎大刀往前追赶。我们一口气直追杀到敌人的营房、仓库，占领了腊子口的纵深阵地。
不一会，一、二连也从山上绕道过来。他们面带胜利的欢笑，大声地对我们说：“同志们，天险的腊子口被我们砸开了！”
选自《回顾长征》
陈昌奉：翻山越岭草地行
陈昌奉，时任毛泽东的勤务员、警卫员。
渡过大渡河之后，我们差不多一直行进在群山之中。六月间，来到最罕见的大雪山——夹金山下。太阳还没有落，可是它的热力在这座白茫茫的冰山面前，已经失去了作用——我们都冻得发抖。
我们在山下住了一天，主席吩咐我们准备一些生姜、辣椒之类刺激生暖的东西，为的是上山好和严寒作战。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爬山了。夹金山，像一把锐利的长剑，直插万里高空，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
刚开始，雪没有多深，还算好走。过去二十几分钟就不行了，雪越来越深，一步不小心就掉在深窝里，半天爬不出来。要是找雪浅的地方走，脚下又发滑，走两步就要退三步。主席走在我们前面，吃力地向前弯曲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有时连退好几步，我们赶忙跑上去搀扶，可我们脚下往往滑得站不住，倒是主席用他的一双大手把我们拉住。主席没有穿棉衣，走了一会，他那灰色夹裤，早已被深雪湿透了；那双黑色布鞋也已湿透并冻得发亮。他实在太累了。
……越往上走越困难。记得在山下时，老百姓对我们说：“到了山顶，不能说话，也不能发笑，要不，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我们当然不迷信，但想想老百姓说的话是有道理，这当儿，我只觉得胸口像压了两盘石磨，透不过气来，心怦怦跳得很快，不用说笑，就是连张嘴也很困难。仿佛一张嘴，心就会从里边跳出来一样。再看主席，他仍旧健步地迎着风雪往前走去。……早上从卓克基出发还是晴空万里，走了没有二十里地，天气就变了。乌黑的浓云布满天空，牛毛细雨纷纷地撒下来了。
这一带全是山区，连一条蚯蚓小道都不容易找到。我们只好在崎岖不平的山间行进——忽而是岩石如刀的夹壁，使人看到不敢下脚；忽而又是枯枝落叶地区，有的地方树叶竟有二、三尺厚，踏上去就和棉花一样，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不大一会工夫，雷声紧跟着闪电“轰隆”“轰隆”地响开了，毛毛雨顿时一变如注，夹着枯烂的树枝像雪山上的冰雹一样，向我们袭击过来。顷刻间，主席和我们的衣服都湿了。
天不过四点多钟就黑了下来，雨越下越大，我们处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荒山野林中。天黑得奇怪，像是有人用厚厚的黑布在我们头上一层层地盖着。多么需要亮光呀！但是没有。主席的小马灯早就没有煤油了。看着主席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里，步履那么艰难劳累，心里像着了火似的焦急和不安。他每到一宿营地，当别人伸开四肢尽情地休息的时候，便忙于一系列的会议、电报、拟稿……他是多么辛苦呵！……在毛儿盖住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一九三五年的八月中旬，我们从这里出发，向那块自古以来无人经过的大草地进军了。离开毛儿盖四十多里地，碰上了一片有二十多里长的一望无边的大森林。林中的树木都十分高大，有的竟有两抱多粗。
……
天黑了。森林里燃起一堆堆篝火。住在这古老森林里的飞禽走兽，恐怕从来没有见过火光，都被惊得乱飞，怪叫起来。这时候，同志们有的围着火堆，有的靠着大树都呼呼地睡熟了。
……
我们又开始前进了，古老的森林落在我们的后面。回头望去，我们夜间燃着的火堆，火光还隐隐可见。
踏上草地，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偶尔发现一、两处小丘，就和陆地上的刺猬一样。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踏在上面，发出使人厌倦的“噗唧”、“噗唧”的响声；一不留神，就会双脚深陷，甚至埋进这无底的泥潭中，在这种时候，要是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想拔出腿来势比登天还难。有好几次，我们陷在泥里，主席用他那巨大的手臂把我们拉了出来。
这里的气候相当寒冷，并且变化无常，一会儿落雨，一会儿下雪，有时还降下很大的冰雹。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席走在我们前面，每走几步就停下来，回头关切地呼唤着我们的名字，直到我们答应了，才转过头去。有时，他见我们困乏了，就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往往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样一来，同志们所有的疲劳都被赶走了。
虽然困难重重，但却听不到一声叹息，一句怨言，有的只是坚强的毅力和无比的信心。有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永远都是乐观的！
选自《跟随毛主席长征》
康克清：征服雪山
康克清，朱德的妻子，时任直属队指导员。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军总部跟随先头部队从宝兴县出发，来到夹金山下。这是个有二百户人家的大村庄。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上面终年积雪。山上白云缭绕，有时露出山顶，像个披着白色斗篷的巨人。这边山脚下却是树木葱茏，片片翠绿。雄踞在四周翠绿和灰色岩石上的雪山，并不叫人觉得可怕。
大家知道翻过夹金山，就可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都非常高兴，急着赶快翻过山去，却不知雪山的厉害。这时，总部根据先头部队第一天爬雪山的经验，要求做好充分准备，并严格规定人人应当遵守的事项：脚要用布包好，穿上草鞋，鞋带要系得不紧不松；上山不准猛跑，要稳住劲一步一步上去；非十分必要，不准大声说话、喊叫，以减少体力消耗；不准因为疲劳在山顶坐下休息，要争取在上午十二点以前翻过山去，因为午后山上常有暴风雪。我按规定给总部人员作了动员布置，又作了一番检查。
第二天，提前吃早饭，部队就出发了。从山脚往上走，一个多钟头里好像经历从夏到冬的季节变化。越往上走，树木越少，后来只见一块块草皮，最后完全是岩石和积雪了。一眼望去，除了黑青色的山石，就是一片白雪，炫目刺眼，使人不敢久看，常常要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才觉得舒服一点。
不知什么缘故，到硗碛村我就感到有点气短。问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医生说，这叫高山反应，爬山时要特别当心。早晨，我一点饭也吃不下，在别人劝说下，勉强吃下半碗饭。开始爬山时，只觉得浑身无力，头晕。这时，李伯钊走到我身旁，见我的样子说：“你高山反应这么重，为什么不骑马？不然，你就过不去夹金山。”
有规定，为防冻坏腿脚，爬山时，所有的人一律不准骑马。
她帮我背起粮袋，准备扶着我走。事先已经有人给我找了一根拐棍，我不肯让她扶，自己拄着拐棍走，她还是寸步不离我的左右。遇见陡坡的地方，她就过来扶一把，防我跌倒。有她在身旁，我觉得心里踏实不少。但是越往上走，越感到气短，有点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有雪的地方，两条腿再也抬不起来，浑身软绵绵的，只想坐下来歇歇再走。李伯钊死命拽我往前走，说：“千万不能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果然，走到前面，看到两个人，身上盖上一层雪。我有点奇怪，过去推一推，竟是两个早已冻僵的红军战士。我惊出一身冷汗。他们大概是昨天过山，在这里一休息，再没有起来。
我俩默默地再没有说话，面前是一场艰巨的考验。我咬紧牙关，在她的帮助下重新迈开了步子。但是走了不大工夫，在急促的喘息下，渐渐又感到难以支持了。李伯钊因为帮助我，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想自己过不了夹金山，可不能把她也连累了。就站住脚，叫她别再管我，可她哪里肯听。我这时累得连眼皮都难以睁开了。
“指导员！你怎么啦？”
耳旁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我惊醒，原来是老总的马夫。他正赶着老总那头驮东西的骡子走到我的身边，看见我这副模样，把骡子赶到我面前说：“指导员！你拽住骡子尾巴，要拽紧，千万不能撒手，这样跟着就行啦！”
我听了他的话，心头一亮，抬头看准了，猛使劲一把拽住骡子的尾巴，又在手臂上绕了一圈，然后指指李伯钊，想叫她也来。李伯钊闪到一边，摆摆手，意思是只要我有了办法，她能自己翻过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