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驻守泸定桥
何长工，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是现
今石棉县西的一个小场镇，是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狂妄地预断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哪料到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无坚不可摧，无险不可渡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十七勇士率先抢渡了天险大渡河，随之我先头部队以高速度沿河两岸进军，出敌不意地抢占泸定桥，开辟了北进的要道。在这里我们接到军委命令，要我红九军团接替红一军团，坚守战略要地泸定桥，担任后卫任务。
我们沿大渡河西岸行进在毛主席亲自率领的左纵队后面的道路上。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沿途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羊肠小道，西倚高入云霄的峭壁，东濒深达数丈惊涛怒吼的大渡河，稍不当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随着河水的浪涛，我们心潮起伏澎湃：遵义、赤水河、娄山关、乌江、北盘江、金沙江……历数我们自乌江北岸执行别动队以来的战斗历程，如今我们重新与主力会合后，又担负着后卫中央军委，将要坚守我军的生命线——泸定桥，去迎接新的战斗，怎能不使我们心花怒放，思绪万千呢？
在十七勇士飞夺大渡河的英雄事迹鼓舞下，我们指战员暗下决心，不怕苦不怕饿，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守好泸定桥。我们到达这里时大约是初夏的六月。泸定铁索大桥位于泸定县城西面，这是解放前唯一的桥，是从四川腹地成都通往康藏高原的咽喉。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在这以前大渡河只有用“皮船”过渡，或用藤索、竹索悬“溜”过去。在我先头部队攻桥之前，守敌已将桥上的木板烧掉，仅有横卧而又摇曳于奔腾咆哮的河身之上的碗口粗的铁链，人行其上，随桥起伏，大有“绳桥惊险”之叹。军委命令我军团要坚守战略要点泸定铁索桥，这确是我军跨越大渡河进退机动的**。
正因为如此，敌人拼命与我们争夺，陆续向该桥增兵，不断地炮击。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先头主力在天全河被阻。时值初夏，天全河上游万年雪山，冰消雪化，河水与日俱增，洪水泛滥，冰冷刺骨，难以徒涉。敌人四川军阀杨森部有两个旅严防天全河北岸的天全县城、始阳和飞仙关一线，而我九军团又受日益增加的敌人的严重威胁，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已抵安顺场、汉源一线。他们拥有较现代化的架桥技术和收集渡河船只的便利条件。因此，泸定桥将要受到东西两岸敌人夹击夺桥的危险。面对天险敌情，我们能否完成军委的重托，是对我军团全体人员的又一次考验。
我们主力在天全河南近一周的时间了，坚守泸定桥也已一周了。我们建议军委有限度的破坏桥梁。军委复电说，在破坏桥梁四小时前报军委。“事到万难须放胆”，我们红九军团召开了一次军团党委扩大会议，决定一面有限度的破桥，一面迂回天全。关于破桥，既不能全破，又不能不破，既顾此，又不能失彼。
泸定桥是川康人民的运输线，全破了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又不能不破，这是军事的需要、斗争的需要。因此，决定有限度的破坏桥梁，将几根铁索链，每两根之间锯掉一根，还剩六根，这样，估计敌人每天只能开进一个营的兵力，加之我军后卫的阻击，敌人“欢送”我们的速度就会大大的缓慢了。
与守桥、破桥的同时，红九军团主力由军团长罗炳辉、参谋长郭天民率队直插天全河上游，因为这里河面宽，水浅，易于徒涉。过河后沿河北岸下天全，于第二夜出其不意的和我们方面军先期到达河南岸的主力，南北夹攻了天全县城守敌杨森匪部杨杰生。接着又猛击天全两个旅的逃敌，直追过始阳镇到飞仙关的铁索桥。我军团决定迂回天全，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果然奏了奇效。假如我军受天全敌人据险被阻，不能北上，那么势必要回师泸定桥，向西康寻找北进道路。这里崇山峻岭，人迹罕至，大有饿垮、冻垮、以致全军覆没的危险，可见迂回天全之意义。
我率领守桥部队并后方人员于他们占领后的第三日深夜抵达天全。最使我感动的是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刘伯承参谋长熬着夜，派骑兵前来迎接我们。当我们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决心与布置以后，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表扬了我们军团领导及其全体指战员。为犒劳我们，庆祝迂回天全的胜利，还特地给我们下鸡丝面条吃。同时，要参谋接通了飞仙关的电话，我与罗炳辉同志在电话里讲了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勉励及有关情况。最后刘参谋长和朱总司令鼓励了红九军团，自乌江以北执行别动队任务以来，历尽艰险，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斗争中越战越强。此次，红九军团又正确、果断地作出了破桥与迂回天全的胜利之举，为红军北上打开了便利条件。当晚刘伯承同志又说，为什么破桥四个钟头以前一定要报军委批准呢？这是在万一天全拿它不下，而雅安、汉源方面敌中央军也相当疲惫需要喘息，现时对我们威胁还不算太大，还有充裕的时间供我们考虑，否则后退之路一破就不好办了。他说，总之你们的行动帮助军委下了决心，我们在北上途中又遇到林伯渠同志，他笑容可掬地把两手伸到我面前说：“长工，你们小老九（指红九军团）还是挺厉害的，打得蛮不错。”
选自《何长工回忆录》
杨得志：翻越夹金山
杨得志，任红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来到罕见的大雪山——夹金山下宝兴一带的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完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寒冷天气。
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千奇百怪的巍巍峰峦，迤逦伸延，无边无际。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白皑皑的雪峰，利剑一般，直插云霄，由于海拔高，气压低，空气稀薄，胸口像堵着团团棉絮，呼吸非常困难。这里气候多变，反复无常。明明是太阳当头，万里无云，一阵急风便搅得雪雾弥漫，便人头昏眼花。这样寒冷的气候和神话般的情景，不要说盛夏六月，十冬腊月在南方也是绝对没有的。而不少同志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甚至还穿着不过膝盖的短裤，冻得周身发抖。不少同志还有明显的高原反应。战士们说：“天冷我们倒不怕，可这地方怎么连气都喘不过来呀！”当地群众非常真诚地提醒我们：“夹金山是‘仙鸟’也飞不过去的‘神山’。说句不吉利的话，你们这样的穿戴，到山顶上冻也冻死了，怎么过得去哟！”
……
根据大家的意见，我们制定了翻越大雪山的四条措施：一是伤病员提前一小时出发，准备他们掉队；二是由胡发坚同志挑选一些身体较好的同志，组成担架队，在后面负责收容；三是炊事班要先行，下山后立即烧开水，做饭，保证部队一到能吃上饭；四是提倡阶级友爱，开展体力互助。党员和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按照上级的统一要求，翻山前一天傍晚，我们全团到雪山下“村落露营”（即部分同志住房，部分同志露营）。离山越近，天气越冷，战士们身上一点棉絮都没有，冻得睡不着。不少连队班以上干部围成一个圆圈，为战士们挡风御寒。有的干部待战士睡着后，把他们的头、手、脚揽到自己的怀里（睡着前战士们不肯），为他们取暖。战士们则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依偎在一起，露宿在冰天野地里。
……
根据雪山地区的气候特点，部队要等太阳出山——九点钟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上山下山七十里左右的路程，必须在五六个小时内走完。因为山顶上气温更低，午后气候多变，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六月的太阳挂在万里晴空，但它给人的感觉不再是炙热的火球，仿佛那灼人的热力已被雪山吸尽，使它变得苍白无力。山底下雪不深，道路也较宽，同志们刚开始行进，体力还可以，走起来并不感到特别困难，可是走出一个多小时便不行了。道路没有了，雪地更滑了，气压更低了。面对白茫茫的雪地，深浅莫测，我们只能靠手中的拐棍探索。但有时候拐棍“告诉”我们冰层很厚，人一踏上去冰却破裂甚至塌陷，一旦掉进雪窝里就好长时间也爬不上来，甚至有牺牲生命的危险。
雪山也不是漫地皆白。有的山坡上没有一点雪，乌黑乌黑的。发现这种情况，大家便呼喊着飞奔过去。可哪里知道这里的雪，虽然被风吹光，但到处结着薄冰，滑得很。不要说从这里快速通过，连站也站不住。有的同志刚上路，便重重地摔倒。要是没有别人的帮助，那是很难爬起来的。即使如此，战士们也仍然忘不了开玩笑。他们说：“这冰滑得连雪花都落不住，咱们呀，改道吧！”说也奇怪，偌大一个冰窖似的雪山，气候却出人意料地干燥：风是坚硬的，吹到身上毫不打弯；雪像刺人的玻璃渣子，甩在手上脸上，甚至灌到衣服里边也不溶化。
我们红一团过雪山没有遇上特大的风暴。但正如海上无风三尺浪一样，雪山也不平静。我小时候当长工，下煤矿，修公路，什么苦都受过，体质很好。当红军后，一天行军百十里，紧接着打仗，也都不感到特别累。可是，来到雪山上却不行了。最大的问题是气短。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腿发软，没有劲。看上去前面的路平平的，并不特别陡险，但腿肚子里像灌满了铅水似的，沉重得怎么也抬不起来。手里的拐棍不由自主地老是颤抖。胸口上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似的。那时候部队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少，好些同志不懂得呼吸困难是高原缺氧造成的。有的战士见我行走困难，一边来帮助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团长，咱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少了一条：应该多吃些盐。听说吃了盐就有劲，可我们多少日子都没吃上盐了，哪能有劲呢！”我和战士互相搀扶着，边走边笑着说：“好，接受你的意见，下山后每人发一斤盐！”
翻山的时候，团里的几个干部作了分工。黎林政委在前，负责伤病员和炊事班的队伍；我居中照顾部队；胡发坚参谋长带担架队在后面收容。机关干部也都分到了连队。这时，我非常担心黎林同志的身体，几次想追到前面去看看他。可是我和他出发时间虽然只差一个钟头，但在雪山上要赶上这一段路程却很困难。一路上，我很想见到他，可又怕他以掉队者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心里矛盾得很。
我们翻过山顶，战士们一边往山下滑，一边兴奋地喊：“‘坐汽车’了！‘坐汽车’了！”
这边山底下，先行的炊事员同志已经架起了锅灶。十几个伙食单位先后生起了火，炊烟缭绕，火舌跳动，刹时间，空旷的山野增添了生气。
选自《杨得志回忆录》
胡炳云：腊子口战役
胡炳云，时任红1军第2师红6连连长，在攻占腊子口战斗中负责主攻。
腊子口上响着激烈的枪声。我们六连集结在腊子口附近待命投入战斗。战士们简直忘记了二百里的连续行军和沿途两次战斗所带来的劳累，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投入战斗。
正在这时，团里来了命令，叫连以上干部到团里去开会。
在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进行了动员。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左边有杨士司的两万多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我们北上抗日的道路只有腊子口这一条。这里过不去，我们就不能很快地与陕北红军会合；就不能尽快地到达抗日前线。”接着他激动地问大家：“乌江、大渡河都没能挡住我们红军前进，雪山、草地我们也走过来了，难道我们能让腊子口给挡住吗？”
“坚决拿下腊子口!”
“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们！”同志们雷鸣一般地回答。
就在这个动员会上，团首长把主攻腊子口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六连，并问了我们一句：“你们有把握吗？”
“有！”我们连的几个干部齐声回答。
“好！团的轻重机枪，再抽出一部分由你们直接指挥！”团首长当场下了命令。
……
腊子口可真称得起险要。从山下看上去，山口子宽约三十多公尺，两边是悬崖陡壁，周围全是群山峻岭，无路可通。山口下面的两座山峰之间，是一条流速很急、深不见底的石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把两山连接在一起。要通过腊子口势必通过此桥，再无别路。甘肃军阀鲁大昌在木桥和山口处布置了两个整营的兵力，并在桥上筑有坚固的碉堡，桥西是纵深阵地，桥东山陂上也筑满了三角形封锁碉堡。除此而外，在腊子口后面，还设有他们的仓库，囤积着大批粮弹，在岷州城内驻扎着随时都可以增援腊子口的主力。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红军战士，战士们说：“腊子口就是刀山，我们也要打上去；鲁大昌就是铁铸的，我们也要把他砸成粉末。”
夜幕笼罩了山谷，战斗开始了。我们的全部机枪轮番扫射，子弹像喷泉似的喷泻在敌人的阵地上，一排长带着三十多个勇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秘密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狡猾的敌人，在我们射击的时候，隐蔽在工事内不还手，但等我们火力一停，战士们开始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集中手榴弹，向我们猛烈反击。我方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而且伤亡了十多个人。
“打！不让兔崽子抬头！”年轻果敢的一排长，见冲不上去，便命令机枪手狠命地射击。机枪喷射出的火舌映红了半个天，枪声激起的回音像暴雷似的一片轰响，子弹打得敌人阵地上的岩石直冒火星。但是仍压不倒敌人的火力。敌人的手榴弹不停地在我突击道路上爆炸，进展十分困难。毛主席和军团首长一次又一次派人来前面了解情况，问突击班现在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一、二连已从腊子口的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背后去了。这一消息，给我们增添了勇气。参加敢死队的人，齐声宣誓：“为英勇牺牲的同志报仇，不打开腊子口决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