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的火种
它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军队，它的名字叫中国红军。
中国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历了一个无比艰难而曲折的过程。无数英雄先辈为了中国红军的建立和发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1933年夏，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30多万人，先后建立了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及各地的独立红军部队。1937年，在民族危难面前，中国红军勇敢地接受挑战，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人民军队的曙光——南昌起义
1927年，是大革命蓬勃发展的一年，也是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的一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个多事之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从北京、天津到上海、武汉、长沙、广州，全国各个地区都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偏偏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武装力量的掌控权和领导权。
为了挽救革命、保存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并决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与此同时，叶挺和贺龙带领部队到达南昌。随后，聂荣臻、朱德的部队也陆续到达南昌及近郊。整个起义队伍达2万人左右。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周恩来作出如下指示：贺龙、刘伯承带领部队攻打敌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叶挺率部解决敌人的3个团；聂荣臻负责传达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并潜入驻扎在马回岭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周士第和孙一中所在的七十五团和七十三团参加起义。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武装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刻，敌人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在南昌城和近郊的敌人只有第五方面军警备团、第三军、九军和第六军五十三团各一部，总共3000余人。整体而言，敌人的兵力较为薄弱，可迅速将其歼灭。不过，离南昌较近的吉安、九江、萍乡等地的敌人实力雄厚，若是他们速来救援，即可对起义队伍构成严重威胁。因此，起义时间宜早不宜迟，起义过程不宜拖泥带水。
8月1日凌晨2时，起义部队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的领导下，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由于事前参与部队没有显露出任何有关起义的迹象，加上中共前敌委员会部署严密，战斗打响后，敌人一时间摸不着头脑，无法快速形成抵御力量。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起义队伍全歼南昌城内的敌人，控制了全城。南昌起义成功后，全城上下一片欢腾。
起义队伍能取得如此神速而壮观的硕果，究其原因，在于起义地点的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呢？
首先，南昌位于赣江之畔，距离长江较远，交通不算便利，能有效阻止敌人大规模地快速运动，对南昌形成包围之势；其次，南昌一带的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较好，对起义队伍能起到辅助作用；最后，南昌城内及近郊的敌人只有3000兵力，相对于2万人的起义队伍来说力量薄弱。因此，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南昌，自然成为中共武装起义的首选地点。
南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武汉的街头巷尾，国民党政府得知后，大为震惊。汪精卫在武汉调配了两军主力向南昌集结，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萌芽状态下的起义队伍。
面对这种紧急局势，起义部队按照前敌委员会之前制定的计划，于8月3日撤离南昌，迅速南下，打算占领广州，并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然而在南下过程中，起义军遭到大批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人员伤亡惨重，兵力锐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起义军大部撤离广东，转战赣南一带。起义部队余部经过艰难行军，终于到达崇义县上堡一带。在这里，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重新确立了党组织。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编成一个纵队，由朱德任总司令，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起点。为了纪念南昌起义，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规定，每年的8月1日为“建军节”。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之一，后来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举旗工农革命军——秋收起义
1927年8月7日，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恶劣反共行径，纠正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中共中央总结了党在前段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并确立了党在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即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及在湘、鄂、赣、粤等地举行秋收起义。此外，这次会议还首次提出了“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等口号。这次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它对危机中的党和革命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八七会议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的秋收起义逐渐拉开帷幕。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着手准备湘赣边秋收起义。
8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随后，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召开会议，讨论秋收起义的问题，决定先集中力量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再会攻长沙。这次会议还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湘赣边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要注意军事运动。除此之外，大家一致认为，这次的武装起义不必再借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而应当直接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领导人民斗争并建立工农革命军。
9月初，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安源和铜鼓，召集当地的党组织和军事干部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研究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当时，湘赣边界地区一带的武装队伍共5000人，被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任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团、第二团和第三团。第一团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北崇阳、通城农民武装及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部分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整个起义的计划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团为右路，从修水城出发，沿渣津、龙门、金坪一线，进攻长寿街和平江城2个营的敌人；第二团为左路，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城和醴陵城一个营的敌人；中路由第三团组成，从铜鼓出发，经白沙、东门市，进攻浏阳城的敌人。各团完成任务后，向长沙推进，并在长沙起义工人的配合下夺取长沙城。
前敌委员会在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还命人制作了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即“镰刀斧头旗”。它是一面底色为红色，中央为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帜。秋收起义时，这面鲜艳的红色军旗一直飘扬在湘赣边界地区的上空，格外地光彩夺目。
9月9日，起义队伍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的两段铁路。湘赣边秋收起义正式奏响序曲。
当天，右路军向平江进军。第二天，在金坪攻打长寿街时，右路军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反击，伤亡惨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师长余洒度率领收编的国民党残部叛变，反过来攻击起义部队。右路军腹背受敌，队伍被打散，团长失踪，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向浏阳方向转移。
9月10日，左路军在安源行动，向萍乡进攻。然而，敌人早已有所准备，左路军始终没有攻克萍乡。考虑到敌强我弱的情况，左路军果断放弃萍乡，转战老关，很快攻克了老关。9月12日，左路军攻克醴陵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后来，敌人对醴陵发动猛攻，左路军被迫从醴陵撤离，经老关北上，于15日占领浏阳县城。由于左路军的轻敌思想，部队不幸落入敌人的包围圈，突围时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
中路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于9月11日从铜鼓起义，随后向浏阳进攻。当日，中路军占领白沙镇，次日又攻克东门市。2战2捷，极大地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和斗志。13日，不甘失败的敌人再次集结2个团的兵力围攻东门。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中路军伤亡较大，从东门突围后向浏阳文家市撤退。19日，左、中、右三路军的余部先后抵达文家市，会合在一起。
半个多月的湘赣边秋收起义，3支队伍均遭到失败。虽然在起义过程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作战中的几次失利，让整个队伍遭受了不少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目前敌我形势十分不利于起义军攻打长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战略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革命力量，等队伍慢慢壮大后，再向大城市进军。”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起义队伍确定了下一个转移的目标——位于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地区。20日，湘赣边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行进。
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首次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号，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之前制定好的计划，带领部队走向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践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典型实例。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队伍，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之一。
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广州起义
1927年的下半年，弥漫在北京、武汉等地上空的白色恐怖气息逐渐扩散到了广东。为了抵抗国民党反动派滥杀无辜的可耻行径，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广州的政权。
11月26日，中共广州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太雷任委员长，同时组成了军事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参谋长为徐光英。当时，中共在广州的军队是叶剑英领导的战斗力超强的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的团长是共产党员，其手下士兵多数倾向武装起义。这样，广州武装起义的队伍由第四军教导团、第四军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组成，一共6000余人。
12月11日凌晨，起义队伍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等人的带领下，兵分三路，分别向广州市各个要点发动进攻。广州起义的号角吹响了。首先，起义队伍攻占了敌人在城北的炮兵团部，接着又攻占了市公安局和国民党广州市政府，控制了制高点观音山和八旗会馆。与此同时，广州市郊的芳村、西村等地2万余人的农民自卫军也加入到起义大军中，配合城内起义队伍的战斗。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国民党反动派大部被消灭。在这次行动中，起义部队缴获了20多门炮和1000多支枪。
当天上午，广州起义取得了胜利。中共广州省委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召开会议，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即广州苏维埃政府。会上选举苏兆征为主席（未到职），暂由张太雷代理，恽代英为秘书长，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设在位于维新路上的红军总指挥部内，会议公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主要内容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国有，发给农民耕种；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实行8小时工作制，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等等。广州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各项政策，赢得了广大市民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一致拥护。大家沉浸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喜悦当中，欢腾一片。
广州起义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他们相互勾结起来，集结部队，以武力向广州发动反攻。12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从江门、韶关、肇庆调回约3个师的兵力，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支援下，从西、南、北3个方向向广州反扑过去。起义军在观音山、市公安局等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激战，损失惨重，张太雷在激战中不幸牺牲。在中外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起义军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2月13日从广州撤出。
广州起义军余部撤出广州后，一部分在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后进入海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一部分突围后到了广西的左右江地区，在那里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分转移到韶关附近，加入到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继续革命。至此，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广州起义是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沉重武力打击。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是整个行动都充分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顽强斗志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并在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工农红军的名号。
毛泽东曾说：“大革命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在革命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和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方针，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并在探索和开辟中国独有的革命道路过程中，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
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
在中国红军时代，最早最著名的红军领袖非毛泽东、朱德莫属。这是因他们在红军的初创时期，打造了一支兵力足、建制全、纪律好的新型人民军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红四军，又称作“朱毛红军”，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红军不是中国的独创，“朱毛红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新型人民军队。它的成立，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的艰难历程。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将部队带到了罗霄山脉一带，准备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当时，这支仅剩2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处境相当困难：人员遭受损失，导致各个队伍建制残缺，无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上部队的伤病员居多，粮饷短缺，受挫之后，未来之路方向不明，导致整支队伍军心涣散、思想混乱。毛泽东带领起义队伍向井冈山地区行进途中，有部分战士自动离队，甚至有不少指导员带队离开。若再不及时对部队进行调整和思想教育，革命的队伍随时都有变成一盘散沙的可能，革命的火种也随时都可能会熄灭。
关键时刻，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927年9月29日在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使即将涣散的队伍又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这次整编即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有：组织整顿现有部队，对一些建制残缺、人员不足的队伍进行缩编；在部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废除旧军队的一些恶习，实现官兵平等；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制度，即“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改掉了原有军队的旧习气和旧作风，还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从政治和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中国建军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