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中央红军奉命西进贵州，暂时摆脱了险境。12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的阻挠，进入黎平。在黎平，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最终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决定，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
1935年初，中央红军抵达乌江的龙场渡口。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江，素有天险之称。它不仅险，更难以跨越。江上没有桥，江里也没有船，如此庞大的队伍如何才能渡过江呢？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中央红军依靠惊人的勇气和智慧，用竹子扎成竹筏，拼成浮桥，成功渡过了乌江，并将敌人的围歼计划变成了泡影。
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快马加鞭奔向了遵义。他们拿下遵义城后，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此后，被李德、博古等人带偏的党中央和中国革命终于回归到了正轨上。
虽然蒋介石的部队像鬼魅一样在中央红军后面如影随形，但自从有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一切困难都变得迎刃而解。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以超人的勇气、毅力和信念先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徒步过草地、翻越大雪山，最终顺利到达陕北，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历程
1934年10月下旬，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关于两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向，中革军委电示他们分开行动，要求红二军团留在黔东根据地活动，而红六军团则到松涛、乾城、凤凰等地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过，两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任弼时与贺龙却对中革军委的电示产生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黔东地域狭窄，不利于红军今后的发展。两军的会合，必然需要一个更大的革命根据地。此外，两军团目前的战斗力都不强，若分开行动，容易遭到敌人的围攻，很难完成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任务。因此，他们于10月25日回复中革军委，希望两军能一起行动，到松涛、乾城、凤凰等地建立新的苏区。
3天后，中革军委再次电示红二、红六军团，不同意任弼时和贺龙的决定，并严令红六军团向规定的地域行进。经过慎重研究后，任弼时和贺龙再次电复中革军委，重申了两军团统一行动和发动湘西攻势的理由。随后，他们二人便率领部队向湘西地区挺进了。
自10月底至11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先后顺利攻占酉阳、永顺、十万坪等地，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看到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中革军委逐渐改变了当初的决定，同意两军团向湘西北发展，并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
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湘鄂川黔边军区正式成立。之后，任弼时、王震等人带领部分人马留在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贺龙、关向应、萧克等人则率领两军主力继续发展湘西攻势。
12月18日，中央红军在黎平开会后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贵州挺进。12月24日，中革军委电示红二、红六军团停止湘西攻势，改向常德地区活动，牵制湘军，策应中央红军向贵州地区挺进。自此，红二、红六军团的湘西攻势完全结束。
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攻势中取得的胜利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立，让蒋介石大为震惊和恼火，他急忙调集了湘鄂两省的兵力，于1935年1月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在根据地的兵力已得到扩充，但相对于敌人的实力而言，相差实在过于悬殊。他们在几次战斗未取得理想战果后，决定争取主动权，集中全部兵力转到外线作战。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合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还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的实力。
10月，蒋介石心有不甘地集结了20万的兵力，再次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围剿”。面对重兵压境的危险局势，红二、红六军团根据中央的指示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作战。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带领下，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澧水岸边。敌人根本没有料到他们会走这条人迹罕至的路线，所以没有派重兵把守。红二、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澧水后，靠着顽强的毅力渡过了沅水，并控制了渡口。等后续部队渡过沅水后，继续向湘中挺进。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沅水后，立即兵分两路，迅速控制了湘中地区。他们在湘中地区不但筹集了充裕的军需物资，还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湘中战略任务完成后，他们便开始继续西进，挺进贵州。行军途中，红二、红六军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甩掉了后面尾随的敌人，大踏步地向黔西北行进。1936年2月3日，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鸭池河后，顺利占领黔西县城。自此，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进入在黔西北建立新革命根据地的时期。
黔西北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红二、红六军团到达此地后，尤其注重对少数民族同胞开展工作。他们坚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与当地的广大贫苦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将革命的种子深深地种进了他们心田。
红二、红六军团在黔西北期间遭遇了蒋介石部队三番五次的“围剿”。虽然在开创新的根据地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但他们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部队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2万多人，这不得不说是长征中的一个奇迹啊！难怪后来许多老红军回忆说，中华苏维埃川黔滇根据地是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创建的唯一根据地，那段时间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黄金时期。
2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的带领下，向贵阳西南的安顺地区转移。面对敌人一路的围追堵截，两军团负责人决定放弃去安顺的计划，改向乌蒙山北麓前进，与敌人展开回旋战。结果，敌人在乌蒙山地区被红二、红六军团弄得是晕头转向。
3月23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希望他们渡过金沙江，北上与之会师。考虑到目前的局势，红二、红六军团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北上，与主力部队会合，开创西北革命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突然以急行军的方式挺进云南中部，这让蒋介石提高了警觉。他料到红二、红六军团打算北渡金沙江，便率先一步派兵严防渡口。
红二、红六军团在普渡河铁索桥渡江时受到滇军的阻拦，两军团领导人当机立断，带领部队转移到普渡河上游，然后进至滇西，再抢渡金沙江。红二、红六军团在六甲与敌人发生激战，并给敌人以重创。六甲狙击战后，两军团领导人根据各路敌人尾追的情况，决定将渡口改到丽江石鼓一带。虽然这样会绕远，但能甩掉后面的强敌，也不失为一种救急办法。在4月25至28日短短的4天时间内，红二、红六军团近2万人在敌人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中，全部渡过金沙江，创造了又一大奇迹。敌人“围剿”无功，只能在后面望尘莫及、捶胸顿足。
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于1936年5月初，抵达中甸地区。他们在中甸地区休整几天后，又踏上了北上甘孜的征程。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甘孜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并于10月在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历程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遭遇失败。之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转战到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一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四方面军在此得到了短暂的发展。至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建立了20多个县的革命政权，红军人数也由当初的1.4万人发展到8万多人。
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反击川军的六路围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先后歼灭、俘虏敌人8万多人，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当然，川陕革命根据地也付出了伤亡2万多人的代价。11月，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召开会议，制定了“川陕甘计划”，决定向甘南地区发展。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也密切关注中央红军的动向。
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示，要求他们集中全力强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此时，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遵义，改向川黔边的赤水方向行进了。党中央的这一突然指示，让他们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战略方针，集中全部兵力准备强渡嘉陵江。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
为了制定可行的渡江计划，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等人亲临嘉陵江东岸，翻山越岭，查看地形，了解敌情，勘察最佳行进路线和最优渡口。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徐向前做了如下部署：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渡江主攻部队，第二梯队待第一梯队渡江后，继续扩大战果。部署完后，全军上下开始造船、练兵，动员苏区群众提供人力、物力，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渡江前的充分准备。
3月28日夜里，徐向前作为总指挥下达了渡江命令。第一梯队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方式相继登岸，并迅速占领沿江地带。第二梯队随第一梯队协同作战。他们渡过嘉陵江后，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之敌，直插剑门关地区，开始踏上了长征之路。
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在涪江地区休息整顿。蒋介石害怕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赶紧派兵对其进行围攻，妄图将其消灭在涪江地区。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后，改变了原本的路线，准备到川西建立根据地。此时，红四方面军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打破敌人的围攻，另外一个是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因此，他们不能在涪江地区久留。
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撤离涪江地区，决定先占领松潘、茂县、理番等地，再以此为立足点接应中央红军。松潘、茂县、理番等地是川西北汉族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山高路远，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语言不通。由于长期受地方军阀的欺压，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和当兵的极为厌恶。红四方面军进入这一地区后，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政策，并发动蒙、汉群众联合起来打倒地方军阀。同时，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帮助，并吸收青壮年参加红军。最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藏区群众的信赖和欢迎。
6月初，徐向前派红二十五师作为先头部队从汶川出发，前往懋功，寻找中央红军。6月6日，红二十五师抵达懋功的达维镇。此时，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顺利渡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进入达维镇。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维镇胜利会师。
红军的东征与西征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高涨起来。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仍然派重兵“围剿”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和南方八省的各个红军游击队。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会议，指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并以实际行动彰显红军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东征军的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的行军计划为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
1936年2月20日，东征战役拉开序幕。首先，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的防线，成功西渡黄河。阎锡山自吹的“攻不破的黄河防线”顷刻间就被红军所攻破，这不仅让阎锡山的颜面扫地，更是让蒋介石暴跳如雷。蒋介石看到阎锡山部不足以阻挡红军东征的步伐，赶紧又调来20万的兵力支援他，同时命令河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相配合，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并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5月初，为避免内战，也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奉命撤回河西，结束东征。经过2个多月的征战，红军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可惜的是，在这次征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红军创始人之一刘志丹不幸牺牲。对于这次东征，毛泽东曾给出高度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物资，扩大了红军。”
红军东征结束、回师陕甘根据地后，蒋介石心有不甘，仍旧坚持“剿共”政策。于是，他调集重兵，准备再一次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此时，红军还未在西北地区站稳脚跟，加上西北地区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物资比较匮乏，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的话，那么就有被困死在西北地区的危险。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蒋介石的执迷不悟，中共中央不得已做出西征的决定。红军西征的主要目标是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地区，以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团结。
1936年5月18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骑兵团等1万多人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吹响红军西征嘹亮的号角。为了不暴露目标，彭德怀带领西方野战军夜行晓宿，秘密而快速地向指定地区集结。由于红军一路严密封锁消息，所以陕甘宁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丝毫没有察觉到异常情况。
西方野战军到达指定区域后，彭德怀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敌人的分布情况，先让红十五军团兵分两路进攻梁镇和安边，然后向定边和盐池攻击，并视情况佯攻宁夏，吸引驻守在庆阳至洪德一带的敌人回师宁夏。同时，红一军团灵活运动作战，歼灭宁夏的敌人。彭德怀这套“避实击虚”的战略方针，给陕甘宁地区的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以沉重打击，并掌握了陕甘宁边界的广大地区。
7月底，西方野战军在茫茫戈壁荒漠上连续征战2个多月，不仅毙敌无数，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胜利地完成了西征任务。
西征的红军
2006年，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为纪念长征70周年制作了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西征的红军》。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中国红军史上一段悲壮而光辉的历程——西路军转战甘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