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忆往昔，峥嵘岁月
红军一路走来，经历过辉煌，深陷过绝境，但最终都依靠全军上下的英勇奋斗转危为安，化逆境为顺境。这段路程坎坷又伟大，许多参与其中的人都对它记忆深刻。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一起去回顾那段光辉岁月……
彭德怀：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时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从俄界向西北继续前进时，毛主席每日都是随一军团走在前面，我和叶剑英率中央直属队、三军团走在后面。白龙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特别是腊子口真是天险，原驻有邓宝珊一个团防守。第二天经过时，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怎样爬上这些悬崖峭壁，投掷手榴弹的。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在地，我军的伤亡不知怎样。
由俄界经过天险腊子口，到哈达铺约走了七八天。这一段路虽然不算是草地，但还是半牧的藏族地区，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走在后面的部队更困难。哈达铺在岷县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汉族交界地区，但汉人居住地是落后的农业区。此时，五、九两军大概约六七千人，随四方面军在阿坝地区；一、三军团到达哈达铺各约六千人，中央直属队约两千人，共一万四千人，体质很弱，行军时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达铺约休息了四五天，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从哈达铺到保安县，还有千余里，要经过六盘山脉。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军，还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还必须战胜敌军阻击，尤其是敌骑袭击。为了充实战斗单位，准备继续战斗，部队需要缩编；为了保存干部，发展新区，也必须缩编——取消三军团，编入一军团。我这提议得到军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军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说明了缩编和取消三军团番号的理由。因时间仓促，没有很好讨论。
改编后，一方面军改为抗日先遣队，即陕甘支队（这是对外的名称），我为支队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达铺东进时，战胜了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也战胜了邓宝珊部及毛炳文军，还有东北军某部。在六盘山高峰消灭了邓宝珊一个团。经过二十余天的艰苦奋斗，才由哈达铺到达吴起镇，即陕北根据地的边境。刚停脚一天，敌骑五个团又追到。毛主席说，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此役胜利了，结束了红军英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说：“在一九三五年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彭德怀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实作根据呢？是完全没有事实作根据的。相反，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承毛泽东同志给以夸奖：“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标点是我加的）我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将原件退还毛主席了。从这诗中也可以看出，不仅没有什么隔阂，还表现了相互信赖。
——摘自《彭德怀自述》
刘伯承：回忆长征
刘伯承，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掉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经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的到来。
……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摘自《刘伯承回忆录》
贺龙：湘鄂赣初期的革命斗争
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
一九二八年一月，湘鄂边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四千人。同时进占了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这支武装的来源是：一、利用亲族封建关系召集的一千余人；二、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当然，这些部队的基础仍旧是旧的，需要在斗争中逐步改造。
四月，国民党趁我们立足未稳之际，突然派四十二军一个旅向桑植城和洪家关进攻。由于刚召集的武装没有整编，更未得到改造，战斗力不强，洪家关与苦竹坪两次战斗均未能把敌人击退，部队本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接着，周逸群同志回到沙市，领导鄂西特委，组织长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
此后，又经过两次战斗，我军转至桑植、鹤峰边境活动。这期间反动军队的压迫虽然较小，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非常复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或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混同起来，以及受地主、富农家庭影响甚深的人，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鉴于此，决意向这些有害倾向作斗争：首先进行改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加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士兵中吸收党员，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于坚持错误、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经过这样整顿，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迈开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