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部队攻入建始城，缴获民团枪百余支，同时招收了一批劳动人民参加了队伍。后来又收编了农民武装陈宗瑜部—百人。接着，又打开鹤峰城，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派人四处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一九二九年三月，工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五月，桑植城解放后，我们就有两个县城和县的政权。此外，还在龙山、宣恩、五峰、长阳、石门边缘，展开了工作，建立了县、区政权。这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才开始懂得一些，而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
至于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新的建军路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执行。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区红六军会师以前，又坚决进行了几次“内部转变”。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这样才把这支部队，逐渐改造与建设成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装。
七月，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植。我军诱敌由南岔渡口过河后，即开始攻击，迫其背水作战，将其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又亲率该部二千余人并与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犯。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大开四门，诱其深入。当敌人入城后，伏兵齐出，将敌人大部歼灭。向子云率少数人马向后逃窜。他们到达赤溪河边，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没。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外，其余或被水溺毙，或在岸边投降。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缴得长短枪千余支。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装，向大庸、永顺、慈利一带游击，并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
……
一九三○年一月，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红六军。它的来源是：以洪潮的柳家集为中心的段德昌、彭国才所领导的游击大队和以白露湖的沙岗为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领导的游击大队。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彭子玉等同志，多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被派回农村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发展红色游击队。经过几次艰苦的起伏的斗争，终于建立起小块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加上党的组织力量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国内形势有利，特别是鄂西特委及时采取了把各县游击队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有效措施，更促进了鄂西区游击战争的发展。一九二九年底，段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扩大到数百人，许多县份的红色游击队也成长起来。他们在监利县汪家桥会师，宣布成立红六军，负责人是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许光达等同志。
红六军成立后不久，即采取逐步推进方针，先后攻占了沔阳、潜江，石首、汉川等城镇，后来又渡江南下，打下了华容、公安等地，创立了长江南北两岸大块根据地，部队也获得极大发展，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区的巩固基础。
这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一九三○年六月，组成了红一军团。其他红色区域，凡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革命事业均有发展。这时，党的威信提高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从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与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渡江东进后，解放了许多城镇，扩大了武装割据，红二军团发展到两万人。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一新的阶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造，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的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
——摘自《星火燎原》第三集
徐向前：成立四方面军
徐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政治形势，处在激烈变动中。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广大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武装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却顽固坚持“绝对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继续把枪口对准根据地，一心要“剿灭”工农红军。
我们在山沟沟里，消息闭塞，对外面的动荡形势，了解甚少。根据中央分局的决定，一面发动群众进一步武装和组织起来；一面整编和扩大红军，将红四军和刚成立的红二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是个不小的集镇，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有条主要街道，两旁开着些小店铺，比较热闹，被命名为“列宁街”。西门外的倒水河清澈见底，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是在倒水河河滩上开的。那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刀枪耀目；部队武装整齐，精神抖擞；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拢着无数前来庆贺的群众。选择十一月七日这一天在七里坪召开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大会，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会前，确定由王树声同志担任阅兵总指挥，组织各部队进行了认真的演练……
改编后的红四方面军，由我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辖四军、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地方武装也进一步组织起来，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各县的基干武装队伍均组成了独立团，与正规红军的编制一样。所有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军。凡满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及残废者外，均编入赤卫军。一般大村编为一个排，小村则几个村合编为一个排，每乡编一连或一营，每区编一团，每县编一师，共成立了十五个地方师，分别归各县军区指挥部组织指挥，隶属于鄂豫皖分局的军委会。赤卫军完全是地方军的性质，不脱离生产。任务是坚持生产，加强军事训练，积极协助红军作战，巩固革命根据地。
儿童和妇女，分别组成儿童团、少年先锋队和妇女会。别看儿童团、少先队是些十来岁的娃娃，作用可不小。村头路口由他们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娃娃们特别认真，遇上不认识的生人，得要他们交出苏维埃政府或红军开的路条，否则不予放行。英勇的红军，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不管红军队伍走到哪个村里，都有一群群孩子围在红军指战员周围，问长问短，摸这摸那，和红军亲得不得了。你若是问他们长大干什么，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当红军，打反动派！”每次扩红，都有许多孩子跑到报名处要求参军。不让他们报名，就哭哭啼啼，缠住不放。弄得各部队没办法，陆续吸收了一些。为便于管理，专门编了一个少共国际团，归总部领导。少先队和儿童团又是拥军活动的先锋。仅一九三一年红五月的拥军活动中，他们在共青团的领导和帮助下，就给红军送来七千双布鞋、八千双草鞋、六千多双袜底、二百九十多担粮食，二十多块银洋。这些东西，是他们向各家各户动员、筹集来的。有些孩子甚至从家里偷钱、偷米、偷面出来拥军。“妇女能顶半边天”，她们除忙生产、家务、带小孩子外，在妇女会组织领导下积极帮助红军洗衣、缝纫、做鞋、护理伤病员、侦察敌情等。有些妇女同男子一样，也参加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劳动妇女泼泼辣辣，很能吃苦，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作了出色的贡献。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党和红军是这样，群众也是这样。一盘散沙，只能处在任人分割、各个击破的地位。组织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高度的组织性，是无产阶级政党赖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重要手段。原始社会里，人们要抵御洪水猛兽或外族部落的侵袭，也懂得组织起来，一坨一坨的，进行群体活动。现代无产阶级，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赤手空拳夺天下，就更重视组织的意义。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国难当头、敌军压境的严峻时刻，整编队伍，强化组织，增强力量，有重要战略意义。
——摘自《徐向前回忆录》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特务连党代表。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举起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
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干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会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还需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问题，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摘自《星火燎原》第一集
聂荣臻：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聂荣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根据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剑英、恩来、伯承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到中央根据地，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根据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根据地开会，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