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
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闽建立的中央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当晚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的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讲了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我向毛泽东同志讲了自己初到根据地的感受。我说，在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了。毛泽东同志诙谐地用手比划说：“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刚开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别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发生的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一万七千多人。这时中央根据地的形势真是一片兴旺景象。在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时，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议论过，像第二次反“围剿”那样，红军横扫敌军七百里，这在战争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更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震动和分化，因此才有宁都起义。特别是我们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国民党全国性政权对峙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中央根据地正处在威严赫赫的大发展时期。
到瑞金不几天，组织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赣根据地去了，确定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代表军委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去帮助工作。这个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新组编成的，当时萧劲光同志已经到五军团任政委，刘伯坚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权同志任十五军的政治委员。我们和赵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层军官谈话，说明形势，讲清政策，晓以大义，使他们提高认识，安下心来当红军。这个部队在日后的作战中一直表现很好，是中央红军主力之一。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
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1927年广州起义时，叶剑英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一次英勇的人民武装起义，又一次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叛变和白色恐怖的严重打击。虽然，这次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
……
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意与警惕，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破坏。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派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行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三时左右，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
起义头一天，发展非常顺利。傍晚，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以及其他重要据点，都被起义部队占领。黄沙河对岸的石围塘数百农民，联合铁路工人，也占领了广三车站。市郊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响应，占领了乡村。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敌人恐慌万状。
在广州起义中，又一次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起义一开始，帝国主义就插手进行干涉。十二日，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又出动了炮舰，沿江向我起义部队挑衅，并不断开炮，向我市区轰击，派海军陆战队在沙面长堤一带登陆。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总指挥部曾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帮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处在四面包围中的起义部队，虽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顽强的还击，反复争夺，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已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挽救革命而奋起领导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有力的反击。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后，曾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镇压革命，但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广州工人阶级及其他革命群众，在起义中充分表现了这种伟大的革命气魄和斗争决心。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
粟裕：在反“围剿”斗争中
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时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
一九三○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形势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在的赣南、闽西地区已建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苏区。全国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也很快。但与此同时，立三“左”倾错误已经在上海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影响波及了红军的作战指导。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们开始着新的行动，经受着新的锻炼……
第一次反“围剿”是一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范例。一九三○年十二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我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实行退却计划。敌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进犯，每路又分成梯队。我军在多路敌人中选择了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这两个师是此次“围剿”的主力军，是这次“围剿”总指挥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消灭这两个师，敌人这次的“围剿”便可基本打破。这两个师各约一万四千人，我军集中四万人的绝对优势分别歼灭之。开始准备先打谭道源师，根据情况曾两度设伏于其预定推进路线上，因敌人未出动而忍耐撤回等待时机。随即得悉张辉瓒师已进抵龙岗，孤军深入，立足未稳，我军迅速下定决心，集中优势兵力，运用迂回包围战术，十二月三十日，一举将该部全部彻底干净地歼灭了，一个也没有跑掉，活捉了张辉瓒。
接着打谭道源师，我师担任正面攻击。当敌人向我反击时，前面的部队被一股敌人冲开了缺口，一直冲到我们师部指挥阵地，接近到拼刺刀的程度。当时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还有司号员、通讯员等几个人，我们全力拼杀，突然从我的后面打来一枪，原来是一个坏家伙打的黑枪，没有打着我，却把我身边的通讯员打死了。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幸好军部就在我们后面的山头，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见到这边情况吃紧，立即派出一个连，从侧翼迂回到敌后，我们两边配合，把这股敌人消灭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歼灭谭道源部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敌人第一次“围剿”就被粉碎了。两仗相比，打张辉瓒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叠叠，他跑不掉；打谭道源则因没有迂回好，仅歼敌一半，未能达到全歼。这说明要打歼灭战，在兵力运用上，必须把包围、迂回结合起来，没有迂回打不好歼灭战。
敌第二次“围剿”的规模很大，总兵力约二十万人。我军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这时能否以根据地为依托，粉碎敌人的“围剿”成了尖锐的问题。当时，“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不主张打，而主张把部队拉出江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也有的同志主张打一两仗后再离开江西。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坚决留在中央根据地打。为此，开了几次师以上干部列席参加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都定不下来。这时毛泽东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开一次会定不下来，就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再开一次会，又定不下来，就再把部队向东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终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队也已经完成了战略展开了问……
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们打了一系列胜仗，使我认识到，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黄克诚：向遵义挺进
黄克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继续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桂军此次侧击未能得手。接着我军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此役也打得相当艰苦，我军又受到不小的损失。当时我军守在山上，桂军从山脚下硬往上攻，遂成混战状态。我军一个排被敌军包围后，全部被缴械。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唯一的一次亲眼看到我军一个整排集体被敌军缴械的场面。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撤离。我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其余部队随后跟进。那时如果不及早撤离，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苗区居民的住房，是用木头搭起的小楼，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住人。我们赶到这里，人疲马乏，疲劳已极。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着了。待到半夜，突然火起，我住的小木楼被烧着了。我惊醒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面，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有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而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先同王稼祥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这样，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的地步，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支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和蛮干，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并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中央红军今后如何行动，这是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考虑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向西经剑河、黄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县度过了一九三五年的元旦。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转战，体力消耗相当大。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年过元旦时的窘迫景状，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摘自《黄克诚回忆录》
徐海东：保卫红色土地，创建红二十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