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
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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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
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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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敌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官兵，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座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座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读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投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了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丁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五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五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摘自《徐海东生平自述》
萧克：从井冈山到闽赣路上
萧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二十九团二营营长。
我们下山后，赣敌李文彬二十一旅（辖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另加一个归他指挥的六十八团）和刘士毅的独立十五旅（由独立七师改编，辖二十九团、三十团）从遂川向我尾追。到大余后，我们估计敌人会来进攻，打还是不打？军委在天主堂开了个党的活动分子会，朱德、毛泽东、陈毅、林彪、何挺颖都参加了。会上有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打，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是主张打的，特别是何挺颖，态度十分坚决。少数人认为不能打，但在这种气氛下，也不好十分反对，军委就决定迎战李文彬。
这个决定是仓促作的。当时，既没有摸清敌人进攻的方向，也没有搞清敌人进攻的时间。第二天侦察员突然跑来报告，说敌人追来了。队伍立即拉出在来路迎敌，红二十八团担任主攻。由于林彪事先连地形都没看，队伍拉出离大余县城四五里地就和敌人接触了。李文彬是朱培德的部队，有战斗力，兵力和装备又强，我们冲来冲去，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终力量不支而溃退。部队失去指挥，建制打乱了，很多人乱跑，军部、团部都不知在哪里。
……
有一天走了二十多里，天快黑了，我们就在一个村子住下。离住地四五里的村庄，有个党支部。快半夜时，几个党员来报告，说敌人天黑后到了他们村里，情况十分紧急，我们立即起床，悄悄出发了。若不是地方党的同志来报告，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有可能受敌袭击。毛泽东后来曾以此例来说明军队做群众工作、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性。
在寻邬孔田圩，归李文彬指挥的六十八团准备侧击我军，幸被我前卫便衣侦察发现。我们马上转了个弯，避开这股敌人。但到吉潭，终于还是遭到敌人的袭击。
在吉潭宿营的第二天拂晓，敌人分三路袭击我军宿营地。我们还没起床，部队给打乱了。陈毅险些被俘虏，朱德军长带着三个卫兵杀出一条血路才冲出来。我营的党代表陈俊也给打散了。
从吉潭出来走了十几里路，遇到一条河，我带着两个连到河对面占领河岸阵地阻击敌人，坚持了两个小时，军部才从我左边把路过了河。我们赶紧撤退，跟随大部队向东转移。这一次又避开一个大危险。
从吉潭退到了罗福嶂，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隐蔽的村庄。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下，前委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原来的三个营分别改成一、二、三支队，特务营改为四支队，林彪任纵队长，陈毅任纵队党代表。我任二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胡是湖南郴州人，曾任宜章县委书记，在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党委工作过，很有宣传鼓动能力。
从罗福嶂出发，我们又转向北面前进，走寻邬、澄江、会昌、瑞金。敌人穷追不舍，在离瑞金东面不远的地方，我们同福建敌人郭凤鸣部打了一下。后来又发现追敌，是赣敌刘士毅独立十五旅。军委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我记得朱德在会上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只剩八九个连，还能打，我们现在还有二十二个连队，要打，要煞煞敌人的威风。刘士毅部队战斗力不强，我们在井冈山时同他交过手，曾在遂川县城打得他七零八落。”于是决定打刘士毅。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柏地。我营奉令在大柏地来路四里处担任警戒，主力到大柏地宿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敌人来了，我营占领阵地，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值冬季，五点来钟天就黑了。我们撤回大柏地，当晚休息，军部部署第二天再打。我营党代表胡世俭负了重伤，就在这天晚上死了，当时才20多岁。
第二天，一纵队为右翼，三纵队为左翼。胡少海率一支队从大路右边山上爬过去迂回到敌人左侧后，截断敌人的退路。三支队在正面，我支队为第二梯队。正午时分，纵队部令我支队从正面大道左侧攻击敌左翼，三个连同时冲击，一下子捉了200多俘虏。这时一支队已包围敌人左后侧，俘虏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三纵队也打得好，将敌人击溃。到下午三点，独立十五旅完全被击溃了。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个大胜利。
——摘自《萧克回忆录》
许世友：东征皖西
许世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时任红四军营长。
新洲一战，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大为震惊，急调萧之楚四十四师和徐源泉四十八师的各一个旅到新洲以南临近长江的阳逻、团凤一带，同时令夏斗寅十三师由麻城、宋埠地区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我军。
我军在但店休整三天，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这时，党中央派来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的曾中生同志，已经到达鄂东根据地，并成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但还未与我们红一军取得联系。
军首长考虑到当前敌情不利于我军向沿江一带发展，而皖西地区只有敌四十六师，兵力比较薄弱，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东征皖西，恢复于八月间沦陷敌手的皖西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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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在扫清上述地区的敌人后，分兵两路向六安进逼，于十八日傍晚到达六安城郊。
六安是皖西最大的一个城镇，东距合肥只有一百多公里，是敌防备我军东进皖中的西大门。当时，敌驻合肥的兵力只有五个连，因而对我军攻打六安之举感到极度恐慌。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一面调驻芜湖的部队增兵合肥，一面令第四十六师主力和警备第二旅分别固守六安和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