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凌晨，布满阴霾的天空飘起了雪花，一场围攻六安城的战斗打响了。我们一团和六团攻南门，四团攻西门，三团为预备队。我军一举攻占敌外围防御阵地。敌恃城顽抗，仗打得十分激烈。拂晓时，敌人组织敢死队从南门冲出，企图夺回被我攻占的外围阵地。经过一场激战，敌死伤大半，狼狈地逃回城里。我率领全营紧盯在敌人后面，一直打到城南关。由于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加之敌以一个团的兵力实施反扑，突破口未能扩大，我们只好撤回原地。
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敌依托坚固工事死守。我们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架梯登城，但数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军首长考虑到再战不利，遂令部队撤出战斗，并以一师南下威逼霍山。霍山之敌设防坚固，我军的进攻又未得手。部队遂于二十一日转移到麻埠地区。
我军撤六安和霍山之围，这是审时度势作出的正确决策，是作战指挥上灵活机动的表现。六安和霍山都是敌在皖西的重要据点，守敌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又有坚固工事作依托。我军缺乏攻城的条件，继续强攻硬打，不仅难以达成预期目的，反而会遭到更大的伤亡。
我军回兵麻埠地区，一边休整，待机再战，一边发动群众，恢复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在此期间，来往于皖西和鄂豫边之间的同志，不断带来了鄂豫边军民反“围剿”之英勇斗争的消息。
敌在新洲地区围歼我军主力的计划落空后，即以八个师又三个旅近十万人的兵力，开始向鄂豫边根据地大举进攻。敌人所到之处，焚毁民房，抢掠财物，**妇女，屠戮生灵，一片白色恐怖。夏斗寅十三师进犯黄安紫云区时，将来不及转移的群众集中到山上，用机枪扫射。敌人狂叫：“赤区的石头都是红的，连石头也要过三遍。”但是，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别山英雄儿女没有被敌人惨绝人寰的暴行所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
鄂豫边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英勇斗争，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指战员们决心以更加积极的作战行动，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夺取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摘自《许世友回忆录》
宋任穷：突破四道防线
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
1934年10月，我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杨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烈士而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悌同志，又名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
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长萧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干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修整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军党政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同志，还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和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坛坛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在湘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蜿蜒崎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1934年12月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团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军到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萧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摘自《宋任穷回忆录》
康克清：女子义勇队和红军学校
康克清，朱德夫人，时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
攻打赣州时，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红军，担任支前工作。攻打赣州失利后，许多人都不愿回去，坚决要求留在红军里。经过中央军委和地方党委协商，决定把她们编入女子义勇队，培养她们成为能做地方工作又能打仗的妇女干部。这时，调我和吴仲廉到女子义勇队工作。女子义勇队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我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训练课程主要有政治、军事、队列和文化课。我负责军事和队列操练，吴仲廉负责政治课和文化课。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志讲军事课。课后由我给学员们作辅导。女子义勇队附属于红军学校，作为学校的一个队，先在于都，后来红军总部从于都迁往瑞金，红军学校也跟了过去。课程增加了战地救护、急救包扎、普通医药卫生知识和伤病员护理。政治课增加了如何做农村妇女工作。
……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取得总评良好的成绩。虽未达到总评优秀，对这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了。所以又一次受到校方表扬，女子义勇队里扬起一片欢乐的歌声。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队员在擦拭武器时，把枪机上的撞针搞断了。女子义勇队四个人才有一支枪。这次实弹射击用的全是临时从总部特务团借来的好枪。撞针断了，就不能击发，枪打不响，连根烧火棍都不如。这起事故将会使女子义勇队在全校丢脸。一听说这事，我就有点按捺不住，不由得火冒三丈。
班长把弄坏枪机的队员带来，那个队员手捧着放在红布上的残缺枪机和断成两截的撞针，抽咽着说：“队长，你处分我吧！”
我本想批评她一顿，但心中却仿佛被针刺了一下。霎时想到，作为女子义勇队的队长，难道我对这事没有责任吗？如果在擦拭武器前就想到这一点，告诉每个队员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操作，作些预防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她，一个普通的队员，又该负多大责任呢？于是我大声命令班长：
“带她回去认真检查，然后在全班会上检讨！你们必须记住，一个红军战士的枪，就是她的生命。”
她们走后，我主动去向红军学校领导汇报，承担这件事的全部责任，请求处分。
当天下午，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找我谈话，他严厉而又恳切地批评我，指出：“你和女子义勇队的骄傲情绪，是产生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他说：“只有先严于律己，然后才能严格对人。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的情绪。有了这种情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为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
愧疚之心，使我激动得流下眼泪。
过了两天，学校为这事发出通报，给我在全校通报的处分。这天，我又从修械所长那里得知，因为我们自制的撞针质量差，那支好枪配上新撞针以后，也只能当做次等枪使用了。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刘校长对我的帮助，更使我由衷地感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