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智囊团”这帮“文臣”之后，杜月笙为了彻底改变他和手下们的形象，便制定出了一套新式的青帮香堂召开仪式，将当时上海滩商界最盛行的“拜先生，学生意”的仪式移花接木到青帮的拜师礼中——将开香堂改为点香烛，磕头跪拜改为三鞠躬，多人同时拜师时，还可以集体鞠躬。写有祖先三代的“拜师帖”改为“门生帖”，拜师帖上一贯沿用的“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头”的套语，再缩短为“愿拜门下听从训诲”。门生一律改称“学生子”，“老头子”则称为“先生”、“老夫子”。
这种招纳门徒的方式简便易行，不仅使杜门很快吸纳大批知识界学生子，而且在1927年杜月笙步入政治舞台后，手下又涌进一大批官僚买办、投机政客、以及工商界、金融界人士。这其中竟然有不少人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头面人物”。
其中，第一个投入到杜月笙门下的“头面人物”是《新闻报》编辑唐世昌，他是杜月笙在上海新闻界招纳的第一个学生。当时，上海是中国报业的发轫地，一向精于观察社会动向的杜月笙马上意识到了报纸的重要性，如果要想在上海滩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那就必须跟报馆的老板们搞好关系。所以，杜月笙从报纸一在上海滩兴起，就马上开始和各报馆的老板、编辑们吃饭、参加文化活动。
唐世昌从业20余年，在新闻界有一定的威望和实力。杜月笙看好这一点，先派唐世昌身边要好的朋友递话，说杜先生想与唐先生结交。唐世昌开始还有点犹豫，觉得杜月笙虽然势力强大，可毕竟是个混到黑道的，和自己一介文人有何相干。但几番犹豫之后，还是去了杜公馆，毕竟投奔了杜月笙就意味着自己在上海滩上多了一座大靠山。
靠着在报界新闻界的力量，杜月笙帮助不少达官贵人抽掉了不宜外扬的桃色丑闻。
一年下来，这样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事件不知要有多少次。这种交情的分量足够重，受惠者因而感激涕零，以后遇到杜月笙有事，不用开口便一个个设法帮忙，鼎力相助，作为报答。杜月笙自家就曾高谈阔论他的“生意经”——存交情。
“别人存铜钿，我存交情。”凭着这些“交情”，他的关系网可谓四通八达，在上海滩他处处“吃得开”“兜得转”。
而杜月笙的“存交情”不仅仅是为别人“排忧解难”，遇到他自家有事，他解决的更是巧妙和高明。当年左派人士邹韬奋在上海办了一份《生活》周刊，有一段时期，《生活》周刊集中火力，向身为“封建余孽白相人头脑”的杜月笙猛烈开火，几乎每期都有攻击杜月笙的文章。
这件事激起杜氏门人的愤慨，“文武角色”聚集在杜公馆的会客室里，吵吵嚷嚷。“武角色”要求杜月笙下令，给《生活》周刊点厉害的，“文角色”则主张以文章反击。杜月笙坐在八仙桌边的高靠背太师椅上，一边慢悠悠地品茶，一边面带笑容，摇头不语。
“杜先生，你倒是说话呀！”开山门弟子江肇铭急了。
“干脆乘夜深人静，我们弟兄几个去把他报馆砸了。”顾嘉棠看看“小八股党”的其他几个弟兄说，“看他们哪个敢吭一声！”
“别急。”杜月笙终于开口了，“他们有兴趣，让他们骂去好了。”
“就听他们骂下去？”连陈世昌都忍不住了。
杜月笙依然笑而不答。其实他心里早有了主意。
不久，租界当局下令封闭《生活》周刊，并下令逮捕邹韬奋等人，其内幕杜月笙自然心知肚明。那晚，杜月笙在公馆里和一帮朋友推牌九，其中有一位捕房的总探目。赌兴正酣的时候，那位总探目忽然起身告辞：
“杜先生，抱歉，今晚有行动，我要先走一步了。”
“有啥行动？”杜月笙一边理牌，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还不是去捉邹韬奋，封生活书店。这帮家伙一直在骂你，今朝给他们吃点苦头。”
“算了，算了。”杜月笙连连摇头。
“是警务处下的命令，我们哪敢违抗。”总探目为难地说。
“哦……”杜月笙沉吟一下说，“这班卖字的也不容易，何必捉他们到捕房受罪。你们还是在前门喊喊，让他们从后门口逃脱算了。警务处怪罪下来，我自家顶着。”
“好，就按杜先生的意思办。”
总探目执行任务去了，在座的门生、朋友，都埋怨杜月笙不该对那帮书生心慈手软。但杜月笙心里明白，他是不想得罪共产党人，所以才想出这种刀切豆腐两面光的计策。
那些探目到了生活书店，果然按照杜月笙的意思，在大门口装模作样，大呼小叫，等邹韬奋一班人从后门全部逃走，才一拥而入，自然一个人也不曾抓到，只在大门上贴张封条了事。
后来《生活》复刊，果然不再有对杜月笙的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