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沦陷之前，杜月笙便将家人朋友都转移到了香港。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杜月笙在1941年秋天便和戴笠商量如何将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那些转移到香港的社会名流接回重庆来，因为阴云笼罩下的香港也随时有被日军攻陷的可能。
可是，就在杜月笙和戴笠即将制定好接人方案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同时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日本军队进驻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天中午，杜月笙正在与戴笠紧急磋商应变措施，香港来了急电。戴笠匆匆看过后，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去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战火烧得如此之快。
“香港守军只有英军的两三个营兵力，印度兵倒是有9个营，可统统都是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根本拉不上战场，香港怕是撑不了几日的。”杜月笙焦急地对戴笠说道。
“据日本军事专家估计，香港防守超不过三个星期。依我看，最多超不过三天。”戴笠分析说。
“那怎么办，咱们的接人计划还没有制定好，别说我的家人朋友了，陶希圣、王新衡名流也在香港，日本人对他们恨之入骨，一旦抓到他们非杀他们不可！”
戴笠自然晓得杜月笙此时此刻的心情，但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自然是抢救那些接到香港的重要人物，倘若那些重要人物落入日伪之手，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就戴笠本人来说，蒋介石这一关定然也不好过。于是，两人当晚通宵未眠，最后商量出了一个营救计划——直接派飞机飞赴香港接人！
然而，计划定下来之后，两人却都为如何拟定营救名单而发愁。因为，戴笠只能派出一架飞机飞赴香港，而需要营救的人又特别多，一架飞机根本接不完。说白了就是，只要飞机接了杜月笙的家人，那么戴笠想接的那些名流人士就无法搭乘飞机，搭载了戴笠想接的那些人，杜月笙的家人朋友则坐不上飞机。
就在双方都很为难的时候，杜月笙开口说话了，“先抢救对党国有重要用途的人吧，我的家人朋友可以缓一缓。”
杜月笙思量再三，对他本人来说，自然是抢救杜公馆的人紧要。但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来看，杜公馆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倘若牺牲了那些社会名流，就算他救出了家人，蒋介石那边也无法摆平。
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话后很受感动，心里充满了钦佩和不忍。但他没再说什么，低下头铺开那张原先拟定的名单，写下了那些急需要救出的人的名字：陶希圣、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
整整一张纸上，没有一个名字是杜月笙家人朋友的。
出人预料的是，这一次营救行动并没有完全成功。虽然救出了不少人，但是陶希圣、李济深、颜惠庆等人却没有接回来。飞行员更是带回来一个更坏的消息，那些联系不上的人都已经音讯全无了。
这下子，戴笠着急了，救不出这些人，他怎么向蒋介石交待。于是，戴笠赶忙又和杜月笙商量，希望尽快想出办法联系到那些失踪的重要人物，并将他们从香港救出来。
“现在，情况如此紧急，要想在沦陷区搜救这些人，我估计唯有依靠帮会弟兄了。”杜月笙思量了一番后，对戴笠说道。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戴笠立即表示赞同，“幸好组织了人民行动委员会，遇到这件棘手事，唯有发动人民委员会的弟兄们才可办到。”
戴笠所说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1940年夏天的帮会联合组织。该组织由戴笠发起，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军统的行动小组锄奸，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四川袍哥等，全部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最高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就定名为“人民行动委员会”。
找到了解决这件棘手事的思路之后，杜月笙与戴笠连夜商量出了一套救援方案，即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帮会关系，将重庆、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到香港，迢遥数千里路上的帮会首脑、绿林侠盗都动员起来，开辟出一条“撤退之路”。通过这条“撤退之路”，将那批急需营救的重要人物，由香港护送到重庆。
虽然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些帮派兄弟中有一个临时出了差错，或者投靠了日本人，那么这条“撤退之路”便会变成黄泉路。不过，这件事情并难不住脑瓜子极为灵活的杜月笙，他马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策——与虎谋皮。鉴于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杜月笙的幻想，杜月笙便想利用这一点，让徐采丞同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接洽，要求日本有关方面同意徐采丞替他在上海租一艘船，赴香港将他的朋友接回上海。
这个计策一提出来，便遭到了戴笠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很低，日本人并没有那么笨，最为重要的是你准备投靠日本的消息一旦传出去，那可就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能洗刷清白。”
“没有多大事情，只要咱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这件事情肯定能成。再说了，咱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杜月笙用非常坚决地语气反问道。
戴笠一听杜月笙的口气如此坚决，心下便有点动摇，自己坐在书房整整思考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觉得只有这个计策的成功可能性比较大一点。于是，便采纳了杜月笙的这个计策。
戴笠同意的当天，杜月笙就将一封密电发给了徐采丞，叫他火速斡旋。
事实证明，杜月笙所料不错，经徐采丞的巧妙运作，这一大胆计划竟然得到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徐采丞在上海顺利地租到一艘轮船，并借到一架日本军机——1942年2月3日，轮船启航赴港的同时，徐采丞携巨款乘飞机直飞沦陷的香港，代表杜月笙分访杜月笙的“朋友”，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待上海包租的轮船一到，马上离港，并对其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结果，这一船足足载了300人，其中包括陶希圣、王新衡、颜惠庆、陈友仁、曾毓隽、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社会名流，以及杜门亲友和苏浙同乡，虽然路上几经辗转，但是大家都安全地抵达了大后方。不过，对于杜月笙来说，最幸运的事情除过家人朋友安全归来外，那就是这个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保密工作做得很不错——杜月笙准备投靠日本人的这一假消息只有日本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