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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张党都在紧锣密鼓筹备之中。
有意思的是，两拨人都知道红薯的存在，却无人将其看的太重。
在这群士大夫的眼里，稻、麦、粟、黍、菽，是五谷，是正粮，是赋税征收的主体。
红薯是灾年救命的补丁，对富国强兵并无作用。
在他们看来，甘薯是不错，但不值得过度费心。
事实上，红薯的引进放眼大明历史，并未得到重视。
万历十年，也就是张居正去世那年，广东陈益去安南经商时，就带回了一部分薯种。
但仅仅是在自家种植，没有上书官府，也没有推广。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陈振龙去吕宋经商，看到红薯高产耐旱，便起了引进的念头。
第一次，他带着薯块登船，被关卡没收。
第二次，他将红薯藤编成篮子，依旧被查获，罚款，险些被扣押在异国他乡。
第三次，他将红薯藤藏在竹筒，系在船舷上漂洋过海带回大明。
而后上报福建巡抚金学曾，恳求试种。
金学曾于次年推广全省试种，恰遇福建大旱，红薯开始进入全国视野。
因为推广番薯救闽中大旱，金学曾得到朝廷褒奖，考成优异，升迁加分，并没有得到额外赏赐。
但民间自发为金学曾立碑，称甘薯为金薯，以表感念之心。
至于带回红薯的陈振龙，则是受到金学曾的口头褒奖。
这种褒奖其实是一种保护。
明朝对于通藩管理很严格，若是因为甘薯大肆嘉奖，民间私自出海必然成风，朝廷再难约束。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