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找到专门负责养济院的官吏问他：“咱泗州的养济院，现在什么模样？”
“回老爷，那院子洪武五年修的，到现在二十一年了，中间就没大修过。前年大雨冲塌了半边围墙，还是下边人凑了钱补上的。”
“账目呢？”
“账目倒是有一本，可洪武十年的和洪武十五年的已经找不着了。剩下那几本，记得也是稀里糊涂。前任的几位老爷都没怎么管这事。”
刘大年沉默了一会儿。
“去，把养济院那几间破屋子收拾收拾，该补的补，该修的修。”
那小吏明显已经知道了旨意，犹豫了一下：“老爷，这临时抱佛脚，能管用吗？”
“管不管用，先抱了再说。”
“咱这泗州穷，府库里比咱脸都干净。咱也没用过养济院的明目，给自己张罗花的咱问心无愧。可这二十来年，咱也没把这事办好。该记过就记过，该罚俸就罚俸，该流放就流放咱认，可要是把咱的八十岁的老娘也流放到辽东去，咱就要喊冤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愿陛下和太子殿下，还讲些道理。”
从洪武二十五年的正月，到二月，天下各府州县的官员，大多在恐慌中度过。
有人连夜翻出旧账，一笔一笔地对。
有人四处打听应天那边的消息，想知道第一批被抓的都是些什么人。
有人已经开始收拾细软，把家眷往乡下送。
旨意上说的明明白白，三等论罪。
最轻亦是吏部记名记过、罚俸贬黜、留任观察，中等便是革职流放、永不录用，最重者主官处斩、枭首示众，全家老小抄没流放、永世不得还乡。
一时间，天下州县官吏彻底陷入无尽的惶惶不安之中。
无人知晓自己属于哪一档罪责。
恐慌，如同瘟疫一般，瞬间席卷大明所有基层官场。
无数官员日日照常升堂理事、审案办公、处理粮税，表面一如往常、沉稳淡定，可心底时时刻刻悬着一块千斤重石，日夜煎熬、寝食难安。
白日强装镇定处置公务，夜里辗转难眠、彻夜心惊，反复回想自己历年账目、历年政绩、历年瞒报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