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去的官道，一天冷过一天。
头两天还能遇见零星的行人。第三天起，路上就只剩下往南走的人了。
逃难的人，三五个一伙，扶老携幼。看见了骑马的，都往路边躲。
躲完了，又忍不住回头张望。
阿豆起初不明白他们在躲什么，后来懂了——他们怕的是马上的人问路。官府的人问路，问的是"从哪儿来"；问完了，有的地方，是要把人原路赶回去的。
第四天傍晚，两人在一家车马店歇脚。
店里住的全是南下的人。大通铺上挤了十几口，咳嗽声此起彼伏。
店家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话不多，收钱也公道。
夜里，赵闲把老汉请到灶间，搭着火，说话。
"老丈是本地人？"
"祖上五辈都在这儿。"老汉说。
"雍州城里，如今是什么光景。"
老汉往火里添了根柴，好一会儿没说话。
"先生是打京里来的。"他说，"我说话直，您别嫌。"
"你说。"
"城里，"老汉说，"死了得有小一千了。"
阿豆在旁边，手一紧。
"一千？官府的告示上，只认了三百。"
"告示是给上头看的。"老汉说，"棺材铺的账，是给自己看的。"
老汉说，起头是城南。城南有条河汊子，水浅，家家吃那股水。入冬之后，先是喝那股水的巷子起病，热、渴、泻，一病一个准。
药铺一开始还开门。后来大夫自己也病了两个，铺子就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