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走廊上响哨子。
哨子是那种塑料的，吹起来又尖又漏气。三层楼的铁门一扇一扇被推开，人往楼下走。楼梯窄，没有人挤，都是一个跟一个。
楼前空地上按楼层列队。一层站前头，三层站最后。
那个抱塑料箱的女人站在队伍前面，手里换成了一个硬皮名册。她今天穿了件深色外套，头发在脑后扎起来。
她旁边站着一个人。
那人二十七八，个子不高，站得很直，两只手垂在身侧。左手里捏着一支笔。
从头到尾，他一句话没说。
“三零一，一到八。”女人开始念。
前面有人应。
“三零二，一到八。”
“三零三，一到六。”
念得很快，像在过账。谁应了她就往下走，谁没应她就重念一遍。重念第二遍还没人应的，她抬头看一眼，那人往往就是在打瞌睡，旁边的人捅他一下，赶紧应。
念到三零五的时候，出了事。
“三零五，四。”
队伍里有个人往前站了半步，中气很足地答：“王建国，到！”
女人没有抬头。
她手上那支笔停了一下，又往下滑了一格。
站她旁边那个不说话的人动了。
他走过去，走得不快，走到那人跟前，伸手把那人胸前的工牌摘下来。摘完他没有还回去，直接放进自己口袋。
然后他把左手那支笔递过去，指了指女人手里的名册。
女人把名册往前翻了两页，摊开，托在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