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日子，陈卫东从来不主动提回四合院吃饭。不是不孝顺，是懒。下了班就想回自己的小窝，吃完饭画图纸，雷打不动的作息。
主动说“回爸妈那儿”，要么是有好事要宣布，要么是——
“出什么事了？”赵芸灵问。
语气很平，像在问今天食堂的菜单。但方向盘被她握得紧了一点。
陈卫东没有立刻回答。
车拐上长安街，夕阳从正西方向打过来，前挡风玻璃上铺了一层金红色的光。路两边的行道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条在风里微微晃动。
“部里有个任务。”他说，“我得出去一趟。”
赵芸灵的手指在方向盘上微微收紧，又松开。
“多久？”
“两个月。大概。”
车内安静了几秒。发动机的声音低沉而稳定，像一颗不紧不慢的心跳。
赵芸灵没有问去哪儿。
她在外交部工作，见过太多涉密任务。丈夫说“部里有任务”，用的是那种不带任何修饰的陈述语气——这意味着他不会说更多，她也不该问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