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自万历来是折色白银的，农民需要先经过牙人关说，卖了粮换成白银，才能投柜完税。
每至税季，牙行、粮商与胥吏喊着别小看我们的羁绊啊，就带着一套组合技扑上来了。
三方万众一心，组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一起对着小农压价，逼迫小农以极低价格卖出粮食，否则就不让他卖。
所以对於小农来说，粮价如涨。
海外贸易带来的海量白银，并没有让作为土地生产者的小农得到收益。
反而呢，倒是让粮商士绅胥吏地痞等吃美了。
为什麽方枝儿觉得明朝不可能诞生资本主义萌芽？原因就在这里。
什麽工商业，能够做到没有边际效益，还能躺着获得20%以上的年化收益？
挣钱哪有抢钱快。
而随着战乱与灾害，大批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地租反而变的更高。
对破产农民来说，就算收五成到七成租子，起码能活下去。
但对於淮安来说却不行，因为就算收五成租子，都不一定能活下去了。
因为活屍来了，保不齐哪天蹿出来一只活屍，把人给咬了，那自然万事成空。
淮安的士绅地主就算将地租降到五成以下，都不一定能招来足够的佃农。
田地的年化收益，自然下降。
在野外进行劳作的风险成本大大增加了，大家都更倾向於到有城墙的城市地区工作。
带来的奇异後果，居然是城内的用工成本，包括造船、挑夫、手工业者的薪酬随着内卷在降低。
一来一去，工商业的收益居然变大了。
简直是大明版的羊吃人圈地运动。
那农业怎麽办？
只能让组织更严密，更能承担风险的军事团体在野外进行农业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