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因为疼痛、缺氧和临终恐惧会反复波动。”
“同一个决定，需要在不同时间点重复确认。”
林长生点头。
“冷静期多长？”
“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天数。”
“但至少要等症状控制后，再进行第二次确认。”
顾教授看向病房。
“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有人替他按下按钮。”
“而是有人确保他在不被疼痛逼迫的情况下，仍然有选择的能力。”
这句话让林长生沉默了很久。
第三次会议随即开始。
会议重点不再是安乐死能不能做，而是如何防止患者在绝望中被迫做出极端选择。
心理专家首先提出，陶知需要进行连续心理评估。
不能把他表达死亡愿望简单归为抑郁，也不能因为他提出捐献就把他定义为高尚。
“他可能同时存在疼痛、恐惧、失控感和责任感。”
“这些情绪都是真实的。”
“治疗目标不是让他必须改变想法，而是让他在情绪稳定时重新表达。”
法律顾问补充，患者可以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也可以签署临终照护意愿。
但任何文件都不能赋予医院主动致死的权限。
红十字会协调员则说明，器官捐献必须在患者死亡后依法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