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刘清梨已经在村里待了大半个月。
出发以前，她觉得自己应该能够适应。
条件差一些，交通不方便一些，住得简陋一些，这些在培训的时候都反复讲过。况且她以前也跟着家里开车去过农家乐，山里老家的情况她也不是不知道。
真正到了这里以后，她才发现，过去那些所谓的“条件艰苦”，多少有些缺乏对十九世纪的尊重。
村里没有自来水，每天早上洗脸的水，要从院子里的水缸舀。水缸见底以后，还得有人去井边挑。
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灯油还用的是里正家里的。手机只能看离线缓存资源，驻村干部两天一次会把她和罗茗钰的充电宝带去充个电。
至于洗澡，属于一个很需要提前规划的项目。
更难适应的是吃饭，她和罗茗钰跟在里正家里蹭吃蹭喝，里正家里吃什么，她们跟着吃什么。
十九世纪的陕西乡村能够吃出什么花样，其实不用太多的想象力。
早上大多是杂粮糊糊，中午为了照顾她们，一般都是面，晚上再来一顿杂粮糊糊。
所谓菜，常见的是腌菜、萝卜、豆子，以及院子里摘回来的时令蔬菜。
有一次吃到一点荤腥，还是因为里正觉得两个“大户人家的姑娘”吃在自己家，不给肉实在说不过去，咬牙杀了一只鸡。
那只鸡炖出来以后，刘清梨吃得十分愧疚，因为她已经看见里正家的几个孩子围着锅转了半天。
最后她只夹了两块，剩下的硬说自己减肥。
里正一家听不懂“减肥”到底是个什么讲究，只知道省城来的姑娘似乎连鸡肉都嫌弃，当天晚上里正老婆还和丈夫商量了很久，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鸡没炖好。
第二天刘清梨知道以后，差点没把自己活活掐死。
后来她便学聪明了，有什么吃什么，难吃也硬着头皮吃。
真吃不下就少吃一点，全当减肥了，绝不再给任何十九世纪农户制造新的饮食文化焦虑。
支教本身倒比生活简单。
村里暂时腾出了一间土屋当教室，墙上刷了一遍石灰，前面钉了块从市里运来的黑板。桌椅自然不够，各家凑了一些，有些孩子坐长凳，有些直接拿木板架在砖头上当桌子。
教材是习安那边统一编写的启蒙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