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镇上的中心小学离咱们这儿远，单程就要走整整十里山路。”
吴桂兰接上话：
“十里山路啊陈主任！这大冬天的，山区天黑得早，早晨六点天还没亮，山上全是暗冰。
前几天隔壁车间老张家的闺女，走山路滑进了沟里，脚踝骨折，差点冻死在半路！
大伙儿一看这天气，又碰上年关家里要准备年货、砍柴、做家务，
索性……索性就不让孩子去了，全留在了家里。”
“工资是发了，钱也有了，可镇上有学校，孩子却没法每天走到。”
刘婶叹道，
“咱们能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冻在山路上吧。”
听着几位熟面孔你一言我一语的诉说，陈砺站在寒风里，久久没有说话。
工人们有了工资，能给孩子买新鞋、交学费，却买不来一个能正常讲课的老师，买不来一条安全通往学校的道路。
工厂的生产线在复苏，机器在轰鸣，美元结算款在源源不断地汇入账户；
但在这些机器背后的家属区里，支撑着这片工业土地未来的根基，却在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慢慢断裂。
陈砺向王秀英她们点了点头，没再多说什么，转身顺着一条偏僻的山腰石阶，缓缓向上走去。
山腰上，坐落着764厂子弟学校。
那是一座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排灰砖瓦房。
院墙有些坍塌，门前的两棵老柳树落光了叶子，干秃秃地刺向铅灰色的天空。
操场上的铁质篮球架锈迹斑斑，网筐早已不知去向。
陈砺推开半掩的木栅栏门，走进了安静的校园。
四周没有任何声音，只有寒风穿过走廊时发出的呜呜声。
他走到第一排教室前，伸手推了推校长办公室和教师休息室的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