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基教科的刘同志放下材料，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
“但是陈助理，赵厂长，国家现在明确要求企业剥离社会负担。前年集中撤并厂办学校，就是为了理顺管理。
七六四厂刚靠军转民有了点起色，账上刚有点周转资金，你们现在又要重新搞教室、供暖气、请老师，这不是重新把包袱往背上扛吗？
况且教育局的教师编制紧张，根本没有多余的名额往山沟里的工厂派。”
梁振华也在一旁敲了敲桌子，劝道：
“老赵，陈砺，市里支持你们搞民品创汇，但教育有教育的规矩。学籍都在镇中心小学，你们自己开班，到时候考试、升学怎么办？工厂不能因为有了几笔外汇，就手痒去另立一套。”
坐在对面的赵国梁神色一紧，下意识地想要开口解释自己在厂里开会时的难处，却又有些被教育局的编制规定卡住了嗓子。
陈砺观察着两位领导的神情。
梁振华并非存心刁难，而是习惯了从规章制度和部门责任出发；
教育局的刘同志更是出于编制与财政的硬性指标。
要打破这种行政惯性，光靠喊困难没有用，必须用事实把“教育包袱”重新定义为“生产力的基础支撑”。
唯一的破局点，是七六四厂全盘接下所有物资与资金成本，市里只需要在现有体系内开一道口子。
决定作下，陈砺抬起头，目光笃定：
“梁科长，刘同志，我们今天来，绝不是要给市里增加一分钱的财政负担，更不是要挑战教育局的管辖权。”
陈砺打开公文包，拿出另一份图表按在桌上：
“七六四厂现在有两千六百名职工，一车间、二车间和工具车间已经恢复三班倒。但过去这几年，厂里的年轻技术骨干走了一大半，近三年没有分配来一个正规中专生和大学生。
我们现在做民品、搞出口，靠的是老一辈子八级工在硬扛。
如果连家属区的五十多个孩子都没法安全上学，剩下的青年工人谁能安心留下来干活？”
赵国梁这时也直起了腰，声音低沉却有力：
“二位领导，前些年厂里欠薪，我们这些老家伙只想着怎么把机器救回来，以为机器转了、工资发了，工厂就算活了。
可等孩子们冒着大雪往山外跑，两三个人冻伤了脚抬回来，我才明白，连孩子都管不好的工厂，根本没有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