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他没去冶炼厂那边，而是在市区南边的火车站附近找了处民房出租，一个月十五块钱，跟另外三个打工的人合住。
接着他在建筑工地上找了个拌砂浆的活，一天五块钱，管中午一顿饭。
这次回白银市，刚开工的头半个月，他老老实实干着活，拌砂浆、搬砖头，一天下来灰头土脸，腰都直不起来。
晚上躺在通铺上算账，一天五块，除去房租、饭钱和烟钱，一个月满打满算攒一百出头。家里盖房还差两千多，照这么攒，得攒近两年。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六年前的画面就总时不时地浮现在他脑海里。
那时候他也是没钱，慌慌张张摸进了那个宿舍，十几分钟的功夫，钱、粮票、手表，顶得上小半年的工钱。
更让他记挂的是另一种滋味——刀子顶上那个人的的那一刻，人立刻就软了，她的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他告诉自己再干一次，凑够盖房的钱就收手，回村好好过日子，再也不出来了。
可他的这一念头一旦松了闸，就再也压不住了。
但他并没急着动手。
每天下班，他就揣着个搪瓷缸子，沿着大街晃悠，绕着各个单位家属院转。
六年前他是慌慌张张找地方偷钱，这一次，他是在精心地挑选地方。
转了半个多月，他盯上了白银供电局的家属院。
这家属院就在供电局办公楼后面，红砖房，院墙不高。
高承勇发现家属院的大门白天从来不关，进进出出的人也没人拦着问来历，去找谁。
而且院里白天住的大多是年轻女工，很多倒班，宿舍里经常就一个人。
1994年7月27日，下午两点多，日头正毒，街上没什么人。
高承勇怀里揣着一把新磨的匕首，顺着供电局家属院的院墙根溜了进去。
他提前踩过点，一楼最把头那间宿舍，昨天他看见里面的女工在倒班休息，挂着窗帘。
那间宿舍的门锁还是那种老式弹子锁，他用改锥别了两下，“咔哒”一声就开了，比六年前还顺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