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记不清就记不清。笔录上照你说的记的，我不能给你改。”
韩东升把本子合上，两只手还压在上头。
“他就把纸推回来了。”
墙上那个钟滴答的走着。
“他不是想改口供。”韩东升说，“他是想跟我说实话。我按程序给他堵回去了。”
苏晓棠把那三份笔录从卷里抽出来，摆成一溜，都翻到身份证那一栏。
“孙有仓。那年在火车站丢的，补了一张，没有报案。”
“吴福来那一份是他老婆做的。她说他不识几个字，一辈子没办过什么手续。”
“他没丢过身份证。”韩东升说。
傅雪蘅把台子上那手抄信展开，摊在那两万块旁边。第三行上写着，这钱两万，是干净的，你拿着念书用，别省着。
“他坐在石台阶上问我的时候，也是想问能干净吗？”韩东升说。
“鉴定意见上写的是那三个签名不是他们自己写的。”苏晓棠说。
“被冒名三个字是我提的。”温则鸣说。
“那句话落在哪一份材料上。”傅雪蘅问。
“没有材料。”温则鸣说，“我就是在这间屋里说的。”
“三个人转被害人，是我定的。”傅雪蘅说，“笔录重做，原来那三份附后头，也是我定的。”
周正堂把老花镜戴上，把那份鉴定意见从头看到末一行。
“老周。”傅雪蘅说。
周正堂把那张纸推回台子中间。
“这一份没有错。”他说，“错的不是在纸上。”
“礼拜四那一次，我们是按自杀现场勘的，手续走的是被害人。”傅雪蘅站起来，“那间屋子现在不是被害人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