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辆满载辎重的大车，此刻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个时辰的极限行军，时刻防备流贼放冷箭的极度紧绷，早就抽干了他们骨子里的最后一丝力气。
队伍后方越来越乱，前面的人走不动，后面的人全挤压在一起。
有兵卒脚下一软，直接栽倒在路边的枯草丛里，大口呕吐着黄疸水。有人靠着车轮大口喘气，连手里的长枪都握不住。
不需要军法官的皮鞭和将领的呵斥。
所有人都清楚，停下就是等死，可这具肉身，真的不听使唤了。
就在整个车队的速度肉眼可见地慢下来，即将彻底瘫痪的那一刻。
一直被兵卒们紧紧围在车阵最中央的百姓流民，有了动静。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将怀里熟睡的孙子硬塞给旁边的儿媳。她颤巍巍地挪出人群，一声不吭地走到那辆倾斜的大车旁。
老妇人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冻疮的手，紧紧扒住冻得刺骨的车辕。
干瘪的身躯猛地往前一压，把全身几十斤的重量全搭了上去。
旁边那个扛着车底板的小旗官愣住了。
接着，一个半大的小子从人群里挤出来。他连草鞋都没穿，赤脚踩在带血的冰碴子上，用瘦弱的肩膀紧紧顶住了车尾。
“军爷，俺们还有把子力气。”
一个瞎了一只眼的铁匠脱下破棉袄，卷成一团垫在肩膀上。他一把拨开那个摇摇欲坠的兵卒，粗壮的胳膊青筋暴突，整个人贴在了车轮后方。
十个。
一百个。
上千个。
逃难的青壮，顾着逃命的商贾，甚至是被家丁护着的官宦家眷。
没人发号施令，也没人许诺赏银。
他们一路走来，看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