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每天都在唱、每天都在写，从来不觉得厌倦。这份工作给了她稳定的收入、充足的独处时间、一间可以自由使用的录音棚。
她也想被人听到。录音师讲的那个卡拉ok女孩的故事，她到今天还记得。“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在三年里反复出现，频率在增加。
但“想被人听到”和“站上舞台”之间，隔着一道她还没有想清楚的鸿沟。
录音棚里的规则，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在这里，她只需要面对话筒。话筒不会评判她。录坏了可以重来。
她和听众之间隔着无数层介质——话筒、磁带、卡拉ok机器的扬声器——那面“玻璃墙”让她安全，让她自由，也让她可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
而出道，意味着那面玻璃被打碎。
她需要站在灯光下。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被问一些关于“创作灵感”和“私人生活”的问题。
需要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认出她的脸。需要在几百人或几千人面前开口唱第一个音——而那个音一旦唱出去，就没有“再来一遍”。
她能唱好吗？在技术上大概能。
但这里的问题不在“能不能”。
板仓说“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道”。公司说“我们在等合适的时机”。这些话里藏着一个前提——出道是理所当然的下一步。三年的训练和积累，全是为了最终走到台前。
但幸子在自己心里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驱动她站上去的理由。
她爱音乐——但她可以在这间录音棚里安安静静地爱一辈子。她想被人听到——但导唱带已经传到了千家万户。
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她在唱，但那个声音确实存在。
“那还不够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沉默了很久。
答案应该是“不够”，她知道。
因为如果“够”了，“如果她知道是我在唱就好了”这个念头就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浮上来。
但她同样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不够”。因为那个“不够“的背后，连着一个她更不敢碰触的问题——
“我想被看到的那个'我'，到底是谁？”
录音棚里的蒲池幸子，是一个她认识的自己。安静、专注、和音乐待在一起时自洽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