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线的左端写了“银行”，右端写了“制造业”。中间打了一个叉。
“关东和关西。”她放下笔，“这对对手选的战场，比我预想的要准。”
远藤往前倾了倾。
“日本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靠数字和法律推动的。”皋月说，“尤其在关西。”
她站起来，走到书架旁。书架第三层有一排旧书，大部分是修一年轻时留下来的。
她抽出一本布面精装的册子，封面烫金的字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只剩“关西财界史”几个模糊的轮廓。
“大阪的商业传统比东京老得多。”她翻了几页，又合上，“船场的批发商体系从丰臣时代就开始了。北浜的米市场，是日本最早的期货交易原型。京都的西阵织、清水烧，那些产业链的运转规则比明治维新还早三百年。”
“可明治以后，钱和权力都流到了东京。丸之内起来了，日本桥起来了。政府在东京，央行在东京，大藏省在东京。”
“大阪的商人被抽掉了金融话语权，但他们留住了一样东西——”
她把那本旧书放回去。
“——做生意的规矩。”
远藤安静地听着。
“关西人信的是'长年取引'——几十年、几百年的交易关系。”
“你跟我做了三代生意，我就信你三代。你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喝过酒，那你的信用就多一层。”
“这种东西写不进会计报表。但在关西的买卖场上，它比银行的授信评级还硬。”
皋月回到桌前坐下。
“浦上打的就是这张牌。”
她拿起第一份剪报，手指停在“被迫改姓”四个字上。
“我们在关西做的事，从金融技术上看，每一步都合规。信用证开得干净，提单改得漂亮，保证金用的是自己的美元。”
“可在浦上的叙事里，这些全部被转译成了另一件事——东京人来了，要改关西的规矩。”
她放下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