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傍晚，消息才到了更高一层的地方。
谢尔盖·伊里奇·沃尔科夫的办公室在一栋灰色建筑二楼。
他今年五十八岁了，在这个体系里待了一辈子。
他管着四千二百名工人、三条生产线、一座配套的技工学校和两栋家属宿舍。
他不是工程师出身，是从团委一路上来的。知道哪些东西在文件上有用，哪些东西在走廊里有用。
今天下午，他从一个老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
老朋友在市苏维埃秘书处工作，级别不高，但位置巧妙——负责把上面的决定传达给下面的执行者。
消息很简单：索布恰克带着丘拜斯去了卡缅内岛，和日本人谈了将近两小时。港口、食品、造船研究所的人明天都会去冬宫。
沃尔科夫听完之后没有问第二遍。他只问了一个问题：“造船研究所去的是哪个级别的？”
“副所长。”
沃尔科夫挂了电话。
他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停车场里那几辆旧车，其中的一辆灰色伏尔加是他的。
这台老伙计的发动机换过两次了，里程表也已经转了三圈，在这个院子里停了十一年。
然后在过去的十一年里，这座工厂没有一天是发不出工资的。
配额不够的时候，他打电话找部委。部委不接的时候，他去莫斯科。莫斯科不管的时候，他自己想办法。
因为他知道规矩。规矩是：工厂归国家，工人归工厂，工资归计划。
只要这条链子还在，他就是这四千二百人的头。
可如果链子断了呢。
如果有人走进来，说这座工厂值多少钱，这条生产线值多少钱，这些工人的劳动力值多少钱——
今天他们谈港口，明天就会谈造船厂。后天他们会问：你们的工程师，一年的薪水是多少？
沃尔科夫转身走回办公桌。他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