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过去最熟悉的反应。
有人让我不痛快，我便要让他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
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开头——你知道西园寺三个字怎么写吗？
可那时我穿着一套从旧货店买来的工装，安全帽里写着“田中健”。
西园寺健次郎已经破产了。
那个人的房子被银行贴了封条，车子进了拍卖场，手表和袖扣换成了几叠很快便被债主拿走的钞票。
到了最后，连西园寺这个姓也成了不能随便说出口的东西。
那些放高利贷的人要是知道那个人还有一个做家主的哥哥，只要听见这个姓，便会觉得那个人身上还能再榨出一层油来。
所以我低下头，把那句已经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知道了。”
这是田中健在工地上学会的第一句话。
……
我搬进南千住时，房间里只有六张榻榻米。
房东把钥匙交给我妻子，反复强调厕所要和走廊里另外三户人家共用，洗澡只能去街角的钱汤。
她站在那里点头，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衣服的旧皮箱。
那只箱子原本是我们去夏威夷时买的，边角还贴着航空公司的行李签。
我看着它，觉得很刺眼。
当天晚上，我让她把行李签撕掉。
她没有问为什么，坐在榻榻米上慢慢撕了很久。
胶已经粘进皮面，最后留下了一块颜色更浅的印子，怎么擦也擦不掉。
我生气了，跟她一起坐下来，又把那个印子给擦干净了……大概擦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