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
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推门进去，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
负责人抬起头，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张开嘴，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
最后我只说，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
若把责任推给坂本，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我愿意替他作证。
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
结果并不光彩，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
他回来以后请我喝酒。
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
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
我也跟着笑。
那是破产以后，我第一次觉得“西园寺健次郎”这个名字有些可笑。
我确实管过工厂。
几百名工人的工资、原料、机器、订单，全都在我签字以后向前走。
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懂他们，因为每年新年会向他们鞠躬，会在夏季慰问时多发一箱啤酒，也会在有人受伤以后让秘书送去果篮。
可直到坂本的手指断掉，我才第一次知道，一张工伤单送进办公室以后，可以被人变成多少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