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完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借给他三万。
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
他走的时候反复说会还。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听别人说，他回了埼玉。父亲的印刷厂也因为替他担保，被银行一起追债。
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河野只是运气不好。
做生意总有人赚钱，也总有人赔钱。买房买在最高点，偏偏又碰上会社经营不善，这种事情虽然倒霉，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倒霉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先是以前一起喝酒的人不再谈股票，接着是几个做房地产的熟客突然没了消息。
建设会社开始延迟提货，工地要求把送货日期往后推，连过去最爱催我们多备一点材料的社长，也开始问已经订下的货能不能退掉。
我慢慢有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河野遇到的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特别。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人们会把那几年的变化放在一起，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可站在一九九〇年的东京街头，没有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告诉你繁荣已经结束了。
你能看到的，只是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开始缺钱。
老板开始拖工资，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着人贷款，工地停下来，仓库里的货越来越久没人提走。
前一年还在讨论下个月买哪块地的人，过几个月以后，已经开始计算手里的现金还能撑多久。
我也是在这种时候，才一点点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恐怕比河野一个人的失败要大得多。
过去我总把“破产”理解成一次判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