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一个一直没说话的退伍兵忽然开口：“你们争这些有什么用？”
两人都转过头看他。
退伍兵手里转着酒杯：“戏里这三个人，皮埃尔、勒费弗尔、圣西尔，他们代表的不就是三种态度吗？
苟活、实干、坚守。可结果呢？都一样。”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两个同伴：“所以‘饶舌的雅克’才每幕都出来唱，唱面包税，唱断头台，唱征兵令……
他是在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哪种人，在什么样的时代，都逃不过被碾碎的命运。”
画家皱眉：“那你觉得出路在哪？”
退伍兵喝了口酒，笑了：“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索雷尔先生。不过戏最后谢幕时，他说了那句话，我记住了。”
“哪句？”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退伍兵一字一句地复述，然后耸耸肩，“大概就是这样吧。发自己的光，别指望什么炬火。”
戴眼镜的学生若有所思：“所以《咖啡馆》其实不是让人绝望的戏？”
退伍兵说：“当然不是。它是把伤疤撕开给你看，但看完了，你才知道伤在哪，流了多少血。”
邻桌有人开始哼唱“饶舌的雅克”的调子，断断续续的：“第一怪，是面包房——面包硬得像块铁……”
很快，又有几个声音加入进来。
酒馆老板在柜台后摇头笑笑，没制止。
这一个月来，他听这段调子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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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话碎片发生在不同场所，以及不同人群中的，《咖啡馆》的台词正在融入巴黎的日常生活。
在沙龙，在交易所，在酒馆，在家庭的餐桌上，那些凝练的句子被反复引用，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
它们成了人们表达不满、进行嘲讽的工具，甚至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