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米歇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四个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
三十八岁的国民自卫队老兵菲利普突然说：“……一切，都因为我们被打败了。”
其他人都把目光投向他。
菲利普低头看看自己的腿，那里至今镶嵌着一块弹片。
他摇了摇头，语气低沉：“被打败的人不会有罗梅罗那种平静，被打败的人总在怀疑——
刚才那步走对了吗？刚才该开炮吗？刚才该撤退吗？即使战争结束了，怀疑还在。
它钻进你脑子里，住在那里。你努力工作，它小声说‘这有用吗’。你大声申辩，它小声说‘这话有意义吗’……
哪怕你得到了成功，它也在你的耳边小声说‘这能改变什么’。你摆脱不了，永远。”
在市政厅做文书的亨利点点头：“所以那个斗牛士能喝水，我们只能喝酒。不是我们爱喝，是我们需要喝。
酒能让那个小声的声音停一会儿。”——他也经历过战争，并且永远失去了一只耳朵的听力。
四十八岁的退伍炮兵中尉马克看着报纸上那段：“罗梅罗身上没有‘不知道’。他只有要做的事，和做了的事。
我们有要做的事吗？上班，下班，领薪水，花钱，睡觉，再上班。这是要做的事吗？还是只是活着？”
没人回答。
菲利普站了起来：“我今晚不喝酒了。”
“那干嘛？”
“不知道，但先不喝了。我想试试。”
“试什么？”
“试试没有酒，那个小声的声音会不会大得让我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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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销量突破了历史记录。
巴黎一切似乎照旧——咖啡馆里坐满了人，酒馆里传出嘈杂的音乐，街上马车川流不息。